[摘要] 邓小平理论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其理论表达多依托具象化的政策表述、实践性极强的政策话语展开,内在却蕴含着深刻的学理,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为此,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路径,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学理化体系化阐释。发展,亦即现代化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枢纽性概念。将这一概念从政治实践层面提升到哲学层面,可以将邓小平理论的各个具体表述联结为一个相互衔接的有机整体。发展是世界性命题,学界围绕这一议题形成了诸多理论成果。通过将邓小平理论提升到学理层面,可以发现其普遍性的学理价值。域外学者的发展理论不乏真知灼见,但更多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案例,具有相当局限性。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亲身参与、推动和体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并从这一变化中提出具有独到性和超越性的发展见解,对世界发展理论作出特有的贡献。
[摘要]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立足时代变局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标志性理论命题,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其重新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该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石,也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极具韧性的理论资源。从政策话语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该命题在不同政策语境中呈现出三种叙事形态:作为“破局”叙事,它凝聚了“破旧立新”的政治共识,助力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发展;作为“建制”叙事,它为制度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确保政策实践在规范化轨道上运行;作为“守正”叙事,它维护政治稳定与意识形态连续性,同时为制度创新留出空间。运用“话语处理—语义转译—身份建构”三维分析框架,能够揭示该命题意涵重构的内在机制:通过辩证修辞处理“破”与“立”、“变”与“常”之间的张力;通过“实事”的语义转译适配新的政策议程;通过将党的干部这一政治主体建构为“探索者”“担当者”“执行者”与“自我革命者”等不同身份,实现政治动员与规范功能。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仅是一种认识论原则,更是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法论”,其“形式稳定—内容弹性”的叙事模式可以实现政治话语对不同历史语境的适配。
[摘要] 云南跨境县域既是“国家—社会”之间的“接点”,也是“核心—边缘”意义上的“边地”,更是“境内—境外”的“国家间结合部”。其“安全压倒发展”的区位功能属性,决定了它作为“超县政的县域”,是承担守边固边、构建国家安全西南屏障等任务的“超县政的责任域”;同时也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节点。鉴于云南跨境县域在国家政治架构和地缘版图的重要地位,必须遏制其空心化衰败趋势,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探索其去空心化的政策特区模式。具体而言,要通过充分赋权,将其建成“超县政的权利域”,实现云南跨境县域“以发展带动安全”的治理目标。将云南跨境县域看作是国家之间“跨境风险交织地带”和跨境经济文化往来“过渡地带”的“国家间结合部”的判断,丰富了现有关于“作为方法的县域”中对县域作为“微观的国家”的界定,提供县域治理的“超县政的县域”“跨境治理空间”与“作为国家代表者的县域”等实践和理论范畴。
[摘要] 数字教育平台是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产物,是教育数字化的重要载体。其在革新传统教育范式的同时,兼具意识形态传播与形塑功能,通过数字教育内容、服务、交互等形式传播和塑造主流价值观,深刻影响公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当前,数字技术的“操控性”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传播,数字资本的“逐利性”挤占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数字教育选择的“自主性”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致使数字教育平台意识形态安全呈现数字教育主体“去中心化”、客体“多元性”、介体“泛化性”、环体“薄弱性”等风险样态,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为此,必须从匡扶教育主体、引导教育客体、规范推荐算法、强化系统安全等方面发力,着力提升数字教育平台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持续筑牢国家数字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摘要] 现有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研究尚缺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视角,也未涉及地区分差。理论上,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有市场治理、村庄治理、引导治理三种类型。实践中,脱贫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运营可归纳为自主治理、引导治理两种方式。绝大多数脱贫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实行自主治理,建构了“村庄应对市场”的治理机制,其既遭遇社区难题也遭遇市场难题,面临瓶颈制约;极少数脱贫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实行政府引导治理,构建政府、企业、村集体多元协同、有机契合的产业共同体应对市场治理机制且取得良好成效,有效提升了农村集体经济市场化运作水平与抗风险能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应推动建构引领性融合治理,其不能仅停留于乡村社区治理层面,而应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
[摘要] 实践政治学作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进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依托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内在统一构筑起坚实的学理根基,即政治实在、政治认知和实证方法。本体论层面,政治世界兼具客观实在性与实践生成性,是在主体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历史性存在;认识论层面,认识主体的认知活动始终受社会历史情境的规范,知识只能在实践内部生成,因此认知只能在认识主体的参与中达成;方法论层面,以实践生成性与参与建构性为双重枢轴,形成经验深耕、过程追踪与反身性研究三重递进的方法论闭环。本体论确认政治的存在方式,认识论规定认知的基本立场,方法论提供可操作的研究路径,三者内在贯通、相互规定。正是政治实在、政治认知与实证方法的相互统一,奠定了实践政治学深厚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范式。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背后隐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创新密码。通过对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实践深入研究发现,央地关系对深圳的迅速崛起具有重要意义,在放权激励和风险防控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是深圳持续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力源泉。一方面,中央与深圳通过纵向互惠机制,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创新注入了强大的内驱动力;另一方面,基于新制度的溢出效应,广东省在中央与深圳之间发挥了风险缓冲作用,为深圳构建市场导向的基础性制度体系提供了弹性空间。央地关系驱动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为理解中国特色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摘要] 激活红色文化内生动力是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基于嵌入理论视角,以鄂东C村为样本,构建“资源—行动—认同”分析框架,深入剖析红色文化赋能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红色文化赋能机制是一个由结构嵌入向关系互动,再到认知内化层层递进的动态过程。资源层面体现为结构嵌入与物质保障,乡镇党委、政府及村“两委”通过资源整合与链接机制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治理资本,实现文化资源的要素化重组;行动层面对应关系嵌入与发展动力,依托共同缔造实践,通过组织动员与协商民主将原子化个体纳入公共交往网络,在日常互动中培育文化信任;认同层面指向认知嵌入与情感基础,借助仪式符号与集体记忆重构,发挥党组织的价值引领作用,通过情感联结与价值嵌入构建情感共同体并提升村庄内聚力。这一过程实现了红色文化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机耦合,推动治理逻辑向多元共治转变,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内生动力。
[摘要] 从古代帝国到当代中国,简约治理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并具有相应的运行机制,其蕴含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基础性权力与专断性权力的关系及互动是理解乡村治理变迁的一条关键线索。基于浙江省小古城村“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实践案例,在历史与当代的对话中刻画新时代简约治理的实践特征,进而阐释其传承与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国家权力的进场与简约治理的延续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当代简约治理既沿袭了“第三领域”的实践场域、半正式行政的实践机制以及情、理、法动态平衡的实践逻辑,也在形态与内涵上发生了系统性演进,集中体现为:驱动力量从无为而治到积极有为的党建引领;主体结构从乡绅主导到多元共治的规范协同;治理手段从经验依赖到制度与技术双轮驱动;价值目标从秩序维持到融合发展与效能提升。简约治理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系具备坚实的历史根基与现实基础。
[摘要] 数字时代,计算机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打破了组织、人、事、物及环境等交互的时空与领域边界,信息构成了理解现代政治活动的核心要素,是影响政策过程的关键变量。从信息视角切入,以秸秆禁烧政策为分析对象,基于信息能力与政策执行的关系考察,提出“信息权力—政策行为”分析框架,探讨信息能力作用下的信息权力配置与政策行为模式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信息能力的变迁决定着实质性信息权力的非均衡配置,并塑造出秸秆禁烧政策执行的三种不同模式,即“执行者中心”下的常规化推动、“决策者中心”下的运动化执行、“决策者—对象中心”下的策略平衡式执行。上级信息能力的提升带来信息权力的集中,有利于提升政策执行效力,但也容易挤压基层政策执行自主性,带来信息技术嵌入下的系统亢性、体制刚性和干部负累等,需要进行系统简化和技术减负,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化与柔性化。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共探这一时代命题,由四川省政治学会主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邓小平研究》编辑部承办的“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暨第四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