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审慎决策下的高质量并购重组是提高企业投资价值、促进资本市场资源高效配置的重要路径,也是“强监管、防风险”主线下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途径。文章基于2017—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件的样本,以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注册制改革对企业并购重组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注册制改革提高了企业并购重组决策审慎性,即注册制改革后,企业发起关联重组与涉及股份支付方式重组这两类高潜在风险重组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注册制改革影响企业并购重组决策审慎性的作用机制在于:一方面,注册制改革对信息披露与审核监管的要求更高,将通过“信息效应”揭示企业潜在风险,督促企业审慎制定并购项目决策;另一方面,注册制改革下,事后监管过程中企业由于违规而受处罚的概率和力度提高,将通过威慑效应倒逼企业在事前提高并购重组决策审慎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注册制改革后企业重大资产重组长期绩效提高,实现了并购重组提质增效。文章从并购重组监管视角探讨了注册制改革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不仅为全面评价注册制改革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监管部门实现高效并购重组监管、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摘 要:工业互联网通过重构生产要素配置与产业链协同网络,重塑实业投资的效率标准与价值分配逻辑。文章基于2013—2022 年中国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工业互联网对实业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实业投资,且这一效应对于处在利润率更低、竞争更激烈行业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2)从技术与生产层面、信息与通信层面、市场与制度层面来看,提升工业基础规模和产业智能化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要素市场化分别是工业互联网拉动实业投资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3)工业互联网对创新领先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处于核心城市企业的实业投资促进效用更为明显。文章深化了工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理论逻辑,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摘 要:尽管数字经济能通过提供更高的预期收入和就业机会吸引劳动者流入,但未必能够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决策。文章结合2017—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县域层面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基于工具变量法识别了数字经济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考虑不同的变量指标、计量模型和样本限制条件,控制流出地的影响以及安慰剂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于高收入、受过高等教育、非农户口、没有宅基地或承包地、雇主或自营劳动者的居留意愿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渠道发挥作用,具体表现为数字经济增强了心理融合意愿、拓展了更广泛的本地活动、建立了更密切的社会关系和提供了更好的公共服务。相较于社会融合,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对有限。可能的原因是缺乏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的数字劣势部分抵消了数字经济的收入和就业效应,只有跨越了相应的人力资本门槛,流动人口才能够借助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善自身的劳动力市场地位。文章对研究数字经济时代下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一定启示。
摘 要:气候变化对出口方的生产成本和进口方的需求偏好具有重要影响,从而改变企业出口行为。文章以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将气候变化引入Melitz 异质性企业模型,从供需单侧到双侧分析气候变化对企业的出口动态及总体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气候变化会对出口企业的总体生产率产生影响。(2)我国气候变化对总体生产率的提升效应通过迫使企业退出或促进技术提升实现,且对低生产率企业影响更显著;沿线国家的气候变化会增加其对我国的进口额,需求增加对总体生产率的降低效应通过吸引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实现,且对高生产率企业影响更显著。(3)供需双侧气候变化对总体生产率的作用程度受到气候变化、单位气候成本、产品替代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四个因素的影响;整体上,我国气候变化导致的企业退出和技术提升对总体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远大于沿线国家气候变化引致的企业进入对总体生产率的降低效应,从而推动出口企业的总体生产率上升。(4)我国气候变化对总体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呈现“西部 > 东北 > 中部 > 东部”区域特征,且对低金融服务能力省份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也更为突出。(5)相较存续企业,我国气候变化对当期进入企业的总体生产率影响更大;相较下期未退出企业,我国气候变化对下期退出企业的总体生产率影响更大。
摘 要: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而提高国民金融素养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举措,但中国国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不高。文章使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5),实证分析了传统养老观念对个体金融素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养老观念对个体金融素养具有显著负影响,并对女性、农村居民、有孩子、有儿子和50岁及以上等群体的影响更大,且家庭孩子数量越多,该负向影响也越大。进一步,利用当地历史上的孔庙数量和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构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传统养老观念每增加1单位标准差,相对于样本均值,个体金融素养下降约 46% 。机制分析发现,传统养老观念通过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和参与深度,进而对个体金融素养产生了显著负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传统养老观念并未显著降低个体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信任程度,但却显著提高了对政府养老保险的信任程度,反映了社会养老在提升国民金融素养中具有积极作用。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在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模式,并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形式的普惠养老项目,以有效提升国民金融素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摘 要:目前,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家庭决策权也逐渐由父辈向子辈转移,并对家庭金融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有关家庭决策权代际转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机制尚不明确。有鉴于此,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20 年共五轮调查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家庭决策权代际转移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之间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家庭决策权代际转移显著促进了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包括家庭风险资产占比和家庭风险资产投资额,这种影响主要是由城市家庭及中高收入家庭推动的。在机制检验中,文章证明了家庭决策权代际转移通过提高家庭正规负债、促进家庭商业保险购买间接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此外,人口老龄化也会加强家庭决策权代际转移的正向作用。研究结果对促进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在家庭决策权代际转移创造金融投资需求的同时,应进一步规范和推动金融市场良性发展,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设计更多符合年轻人特点的金融产品,符合金融市场新时代群体需求;并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和普惠金融,让更多家庭从金融市场中获益。
摘 要:产业数字化深刻影响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冲击。文章构建一个包含产业数字化和异质性劳动力的理论模型,考虑异质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存在异质替代关系,研究产业数字化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两大机制:企业价值链升级和有偏技术进步,并基于2002—2017年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和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产业数字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呈正向影响,其中企业价值链升级是主要影响机制。具体而言:(1)产业数字化通过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提高研发投入、创新产出、服务营收占比与无形资产占比,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2)产业数字化通过引发有偏技术进步,促使低技能劳动力被资本替代,进而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较高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和省会城市企业,产业数字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对产业层面探讨发现,产业数字化提高了加权劳动收入份额,在控制了企业规模扩张和规模分布的影响后依然成立。但值得注意的是,产业数字化可能导致企业就业吸纳能力下降。文章对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