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霞作为一名卓越的琵琶演奏家,其舞台生涯可谓是光彩夺目。作为一位博士生导师、学者,吴玉霞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入研究与传递器乐演奏从技术储备到舞台呈现的基本规律和实践逻辑。作为民族器乐的带头人,吴玉霞始终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推动新时代民乐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 一、从曲谱形态到琵琶演绎的鲜活诠释 (一)琵琶作品及曲谱特征 《吴玉霞琵琶教学曲精选》收录了吴玉霞的原创作品、改编编订作品、首演作
四、歌剧道路的探索 (一)“新歌剧”界定及音乐与戏剧之关系 伴随着对“新音乐”的思考与讨论,与之相呼应的“新歌剧”也从对定义的探讨引发并不断深入。而比之“新音乐”,关注“新歌剧”的群体亦包括戏剧家(如欧阳予倩、张庚等),这和歌剧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有密切关联。 一定程度上,“新歌剧”在学界的定义,还是一个不断讨论的话题,如1917年欧阳予倩即提出,“本台又有新歌剧出现,与从前的绝然不同。”[1
天津,位于海河流域下游,毗邻燕山、渤海、北京等地。自古,便因其得天独厚的漕运优势而闻名。特定的文化内蕴与经济优势,为当地民俗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厚沃土,也为其中“包罗万象”别具一格的“津门法鼓”提供了生存给养。近现代以来,伴随着西方艺术文化的广泛涌入,“津门法鼓”与其它传统艺术形态一道,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法鼓艺术传承也由繁盛时期的“声势浩大”,转为“几近衰亡”。据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可知,清末以
聂耳,作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家,其音乐创作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与高度凝练的思想性,三十余首群众歌曲与抒情歌曲创作尤其在抗日救亡时代贡献颇深。他也是一位热爱民族民间音乐的作曲家,云南作为聂耳的故乡,玉溪民族民间音乐中的花灯、昆明的洞经音乐等为其后期整理、改编民族民间音乐奠定基础。自1934年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后所从事的民族器乐相关工作标志着其民族器乐创作已进入正轨。《翠湖春晓》《金蛇狂舞》《山国情
本文以新疆塔吉克族音乐形态为研究对象,对新疆塔吉克族民歌和器乐的音乐形态进行研究。研究新疆塔吉克族民歌的音乐形态时,选取《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研究新疆塔吉克族器乐时,选取《塔吉克舞曲》。研究发现,新疆塔吉克族音乐形态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同时与该民族风俗人情、民间艺术有互动关系。本研究以期加深人们对新疆塔吉克族音乐的认识,从而对新疆塔吉克族音乐健康发展起到
“斗转星移、圭表测影、太阳黄经”……这些起于先秦时的节气成语,其文化表象是大众所知的科学性、民俗性之反映,曾是指导古代生产生活的实用理论,“以时节为经,以农桑与土风为纬,建构了中国人的生活韵律之美”[1],“廿四节气”是中华文明史的典籍代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廿四节气”不仅在历来的文献中有对其予以科学性辨析,如先秦的《尚书》(孔子)、战国末的《吕氏春秋》(吕不韦)、西汉的
瓦格纳音乐的精髓在于形式的流动,这践行了他在《未来的艺术品》(DasKunstwerk der Zukunft,1849)中所提出的“整体艺术”观念,即乐剧是诗词、音乐、表演等诸种艺术的综合体。《尼伯龙根的指环》正是瓦格纳艺术理想最为纯粹的体现,这一由四联剧——《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众神的黄昏》构成的鸿篇巨制,承载着人类最瑰丽的戏剧音乐理想。其中,《莱茵的黄金》作为其“前奏”
2024年9月26、27日,中国音乐学院为庆祝其六十周年华诞而精心策划的“中国经典民族歌剧荟萃”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隆重上演。这场演出不仅是对过往辉煌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民族音乐发展深思熟虑的展望。中国音乐学院自1956年成立以来,历经六十年风雨,成为我国音乐教育的重要基地和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心,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和艺术风格。学院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还积极推动了中国民族音乐与
礼乐传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孔子的思想中,音乐与仁道同构,但孔子的目的是仁道而不是音乐,从而忽略了艺术层面的重要性。当音乐不走向声音的艺术时,规定它的道也无法获得明晰的呈现,最终导致音乐自身历史发展的停滞。当代音乐的困境在于对技术的极端追求而遗忘了大道的建设,因此也不能完善自身的育人功能。新时代音乐的构建需在克服古代乐教局限的同时发扬其精髓,让音乐成为技艺与大道的聚集,促进人格
本文探讨了器乐作品中自然意象的表现及其与非音乐内容的关系。通过回顾器乐作品的历史发展,指出自然意象在不同历史阶段逐渐成为重要的表现手法,尤其在情感表达中起到核心作用。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典与当代器乐作品,揭示自然意象如何通过音色、乐器选择、旋律、和声、节奏等音乐元素呈现,并进一步探讨这些意象如何与作曲家的非音乐表达(如情感、故事、文化背景等)交织。文章重点分析了自然意象在构建自然景观和情感图景中的作
迄今为止的西方音乐史中,如果说有什么使其产生质变的跨时代大事件,在笔者看来,无非两件——记谱法的诞生以及“作品”概念的生成。前者使得音乐从“记录”变为“创作”;后者为音乐赋予了形而上的超越价值。[1]20世纪末,莉迪亚·戈尔(Lydia Goer)在《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The Imaginary Museum of Musical Works)中提出“音乐作品”这一概念,时至今日,这一概念仍
爵士嘻哈音乐是从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兴起的一种独特音乐形式,它巧妙地将爵士乐的优雅旋律与嘻哈音乐的强烈节奏感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爵士乐与嘻哈音乐这两种音乐风格在美国诞生并经历了各自的演变和发展,它们在融合中产生了新的火花。爵士嘻哈音乐凭借其独特的音乐魅力和文化内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行,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和艺术爱好者的追捧。 在亚洲地区,爵士嘻哈音乐更是展现出其独特的风格和影响
一、秦派二胡的历史演变简述 在中国民族器乐的传承与发展中,受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乐器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二胡在形成与流传的一千多年历史当中,虽流传甚广但地位低下,所谓流派更无从谈起。民国初年,音乐家刘天华将这个乐器带入高雅之所,才有了二胡当今的艺术地位。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刚成立不久的西安音乐学院从陕西省歌舞剧院借调了演奏员油达民先生担任二胡教师,在短短的数年里培养了一批二胡专业人才,成为陕西
徐州自古为九州之一,秦朝统一后设彭城县。楚汉时期,项羽在此定都,随后,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两汉400余年间,徐州先后历经多代楚王,成为汉代文化(以下简称“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徐州汉墓群中出土了大量的两汉文物,在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的汉画像石有1600余块,这些与“汉文化”有关的汉画像石保存较为完整,所表现出的汉代乐舞文化内容价值丰富,对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
自2024年8月全球发布以来,《黑神话:悟空》这款备受瞩目的国产游戏巨作,赢得了广大玩家及周边爱好者的一致好评和热烈反响。最近,《黑神话:悟空》在2024年度游戏大奖(TGA)评选中荣获最佳动作游戏和玩家之声奖;同时,在2024金摇杆奖评选中,也荣获了终极年度游戏和最佳视觉设计两项大奖。该游戏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游戏开发者的卓越实力,还完美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除了卓越的游戏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天上青海》是作曲家张豪夫在2006年为朋友而作的一部作品,2009年10月10日首演,由比利时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张豪夫出生于广袤的西北大地,西北丰富的音乐元素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正因为这样,在他的音乐创作过程中,总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源自西北民间的音乐素材。同时,他也一直在为中国传统音乐素材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进行着努力和尝试,力求在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 《天上青海》这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能够创造与其他作曲家相比截然不同,独树一帜、匠心独具的音乐语言,可能与他阶段特征鲜明的个人经历有关。他的音乐风格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俄罗斯风格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和序列音乐时期。 他对俄罗斯风格音乐的传承与创新,对新古典主义音乐以及序列音乐的发展都作出了伟大贡献。他坚持不懈地追求技术
和声共同课是专业类音乐院校普遍开设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加入多样化体裁的音乐作品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对于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来说,如果能够结合演奏实践去学习,可以让学生明白作曲技术理论课程的重要性,从而更加积极对待此门课程。 共同课和声教学中往往分为以下几个版块:自然音和声语汇、半音化和声语汇以及各类转调技术;在和声分析中,外音的识别以及织体认知在教学中同样处于重要地位。室内乐重奏体裁作品加入到课堂
教育能培养从事各种职业所需的人员,但更重要的是,教育要培养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意义的人。高速发展的经济让我们很多人获得了物质生活的满足,但同时带来的精神匮乏却也使人心存失落。造成“现代人的人性被分解,‘成了碎片’,……把自己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科学知识的一种标志”[1]。而要解决这生存意义之道,充盈着感性体验的艺术教育能担当这一重任。因为艺术教育关注色彩缤纷的、活生生的艺术活动。艺术教育坚守人类的善行伦
随着科技时代的变革与发展,数字化的学习与应用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趋势,而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也逐渐活跃在教育领域,不仅在中小学、高校等地兴起,而且在社会各项的音乐学习中都能够有效提升音乐知识的传播与发展。本文将对数字化音乐教育的概述进行解析,从其定义与发展优势两方面入手,并分析数字化技术在音乐教育领域目前的应用研究,以中小学、高校与社会其他领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会对音乐教育在数字化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