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韧性作为家庭系统在压力情境下的一种动态适应性资源,既提供了育儿压力的前置性保护,也支撑着家庭系统的稳定运行与发展。目前学界对育儿议题的研究中,较少从家庭韧性的视角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展开系统性分析。根据Walsh家庭韧性模型,结合中国家庭文化特质,通过严谨的量表开发程序构建了涵盖信仰系统、沟通过程、灵活连接、社会经济资源的四维度量表。基于1326个调查样本的结果表明,中国育儿家庭普遍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但在不同维度间呈现出文化调适性的分化。具体而言,涉及心理适应和态度应对的信仰维度表现更为积极,而社会经济资源维度则相对较弱。不同经济地位、夫妻收入水平、婚姻状态、子女年龄、代际支持以及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其育儿家庭韧性水平表现出显著差异。据此提出以家庭为核心单位构建生育支持政策的整合框架:微观层面建立家庭生命周期窗口期的干预机制,中观层面完善夫妻协作育儿支持体系,宏观层面推进女性在家庭与社会领域的双重发展,从而增强家庭韧性并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摘要: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不断深化的新人口发展形态下,增大人力资本存量和提升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率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决定人力资本效率的因素除了自身结构、水平以及外在制度等因素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为此,将人口规模纳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口规模对于人力资本效率发挥的影响作用。结果证明:人口规模具有促使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和效率倍增的回旋空间作用;主要机制除了较大人口规模意味着所蕴含的劳动者数量较多和质量相对较高外,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规模通过所蕴含的市场规模效应对人力资本效率产生正向扩散影响;较大人口规模还可以通过大城市聚合人力资本产生裂变效应,从而使人力资本发挥应有效率。由此可推断,在未来人口负增长条件下,应保持巨大人口规模的稳定,继续增大人力资本存量并充分利用巨大人口规模形成的市场资源释放和提升人力资本效率,以保证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发展。
摘要:劳动年龄人口高质量充分就业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梳理高质量充分就业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的基础上,结合人口普查及统计年鉴数据,从就业总量、就业结构、就业公平与就业保障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特征与变动趋势。研究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就业规模仍维持高位,但在业率下降明显,过劳问题突出;就业结构逐步优化,但传统服务业占比高、人岗匹配低效;性别、年龄、地区差异显著,就业公平性不足;劳动保障监察虽取得进展,但灵活就业和重点人群权益保障仍存短板。就业系统仍面临多重挑战:供给侧存在年龄结构老化、技能资本失衡与就业观念滞后等问题;需求侧呈现传统产业吸纳力减弱、技术替代性不足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等难题;制度层面则面临歧视性壁垒与重点人群就业支持不足等困境。为此,必须优化现代化人力资源体系,提升供给侧适配能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模式,拓展多元化就业空间;完善就业保障体系,保障重点人群就业权益,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夯实基础。
摘要:劳动者的失业风险感知是客观就业处境的主观映射及预测指标。结合多重变迁趋势理论构建动态分析框架,基于2013—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使用“年龄-时期-世代”(APC)模型分解劳动者失业风险感知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得到以下核心结论:第一,在年龄效应上,失业风险感知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且下降趋势集中于劳动者就业初期;进一步分析发现,专用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累积是失业风险感知在就业初期大幅下降的重要因素。第二,在时期效应上,2013—2021年失业风险感知逐年上升,这一趋势主要由数字经济推动就业形态快速变化所致,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国际贸易形势的相对贡献较小。第三,在世代效应上,1960年左右世代群体的失业风险感知较低,而1975—1985年世代群体相对偏高;原因在于,1960年左右世代在就业初期失业率低,同辈竞争压力低,且劳动力素质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因而具有较低的失业风险感知,而1975—1985年世代群体在就业初期失业率偏高,劳动力素质与产业结构出现分离,造成结构性失业与较高的失业风险感知。以上发现为治理失业风险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摘要:作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民生举措,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核心议题,既关乎千万家庭的切身福祉,也是保障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政策着力点。研究基于供给型、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分析框架,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法和LDA主题模型,对2019—2024年我国31个省份相继发布的397份地方托育政策文本进行系统梳理与主题挖掘,识别其演化路径,并在生育友好的视角下深入探讨我国托育政策的时空嬉变特征与未来优化向度。研究发现:我国托育政策发展在时序演变上历经框架初建与普惠启动期(2019—2020年)、供给扩容与体系深化期(2021—2022年)以及质量引领与多元探索期(2023—2024年)三大阶段。在空间分布上则进一步呈现政策工具结构不均,生育需求工具短缺迟滞;区域政策分化明显,东西托育政策侧重显著;生育友好导向趋于明确,供需协同机制亟待补强等显著特征。因此,为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托育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从广覆盖到高质量的全面升级,未来我国托育政策发展须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强化生育支持引领作用;追踪政策演化趋势,构建生育友好普惠体系;精准匹配供需关系,推进区域优质均衡发展。
摘要:缘起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生育成本一效用分析,为理解家庭生育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随着我国生育决策机制由国家政策主导向家庭自主选择转变,该理论凭借对个体理性生育行为的解释力,日益受到国内学界关注。系统回顾七十年来生育成本一效用理论的发展历程,基于研究视角(需求与供需互动)与分析层次(微观与宏观)的二元划分,整合并评述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成果。研究发现,生育成本一效用理论在演进中逐步形成了四种研究样态:微观—静态需求、微观—动态供需、宏观一需求和宏观一供需,呈现出从单一理性决策向多要素、跨学科的综合框架发展趋势。进一步聚焦国内应用现况可见,尽管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实证分析,尤其在二孩生育决策研究中显示出良好解释力,但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多数研究仍局限于传统家庭经济学范式,侧重于个别变量分析,缺乏对文化、制度、心理认知等多元因素的系统整合;二是现有研究偏重于经验分析,理论构建较为薄弱,核心概念缺乏清晰界定与理论校准,导致实证结论的可比性较低。未来应通过跨学科合作加强整体性理论构建,并构建本土化的生育成本一效用测量体系,为深入理解中国低生育率问题提供学理支持。
摘要:近年来,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与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双重挑战,人口增长率转为负值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压力。在此背景下,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增强社会保障功能成为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举措。基本医疗保险作为覆盖面最广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2014、2018和2022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基本医疗保险显著提升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且存在群体异质性,对女性、高年龄、农村户籍、低受教育水平以及较低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新农合对居民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居民生育意愿无显著影响;第三,机制分析表明,基本医疗保险通过增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和降低医疗支出比例间接促进生育意愿;第四,基本医疗保险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通过对商业保险产生替代作用,进而抑制了居民的生育意愿;第五,进一步研究显示,基本医疗保险对已育一孩居民的再生育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是已有男孩的居民,但对已育多孩居民的影响不显著。研究拓展了基本医疗保险与生育意愿的理论关联,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依据。
摘要:确定退休年龄延迟幅度的关键之一是当前老年人口的实际工作情况与健康水平究竟能够支撑多久的继续工作。基于全国人口调查数据及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采用生命表技术对我国老年人在延迟退休背景下的工作寿命进行测算,探讨职业、教育和收入等异质性因素对“退而不休”现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体制内退休的老年人工作寿命较短(2020年为1.61年),健康工作寿命占比长期处于 90% 左右。相比之下,体制外退休的老年人工作寿命较长且显著增加(2020年为6.49年),健康工作寿命比例虽有所提高,但不健康工作寿命的绝对值依然较高。同样的,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工作寿命最短(2020年为3.16年),健康工作寿命占比为 93.78% 。而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工作寿命最长(2020年为6.43年),健康工作寿命占比为90.59% 。家庭收入较高的老年人工作寿命最短(2020年为2.81年),而家庭收入较低的老年人工作寿命更长(2020年为8.12年)。研究结果表明,较低社会阶层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退而不休”以寻求老后的经济保障,经济动机而非价值追求是当前我国老年人“退而不休”的最主要因素。故而,应通过优化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弹性退休设计、开拓适老就业岗位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真正实现“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
摘要:基于IPCC“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框架,采用2011—2018年CHARLS数据构建家庭养老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利用Dagum基尼系数、方差分解法对中国及三大区域家庭养老脆弱性的时空演化差异进行分析,并依托变异系数与马尔科夫状态转移分析方法揭示其收敛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养老脆弱性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2011—2018年呈稳步下降态势,并表现出较强的区域非均衡与结构非稳定特性。其中,东、中、西部地区脆弱性水平梯次递增;结构层面,全国各维度脆弱性水平从低到高分别为适应能力、风险暴露与敏感性,反映出家庭养老脆弱性深受经济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水平的地区分化特征影响。区域间差异是家庭养老脆弱性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结构差异的最大来源为敏感性维度差异。中部地区表现为风险暴露致脆类型,东部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敏感性致脆类型。收敛趋势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养老脆弱性具备 σ 收敛特征,而西部地区不存在显著收敛现象,未来面临的养老形势更为严峻。马尔科夫状态转移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及各地区家庭养老脆弱性保持“俱乐部趋同”的可能较小,省际家庭养老脆弱性将长期分散于高、中高、中低、低四种状态空间中,不具有平稳分布的趋势特征。研究结论将为清晰认识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结构与风险演化特征规律提供实证依据,并对各地区完善差异化家庭养老韧性治理政策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