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坚持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一定的理论指引、文化滋养、历史经验、国外镜鉴与现实考量基础上寻找到的战胜一切困难与挑战的重要法宝,其有利于为进行伟大斗争铸就坚强韧力、为建设伟大工程注入旺盛活力、为推进伟大事业汇聚磅礴伟力、为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不竭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赋予团结奋斗新的实践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准确把握政治方向;以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统领行动方向;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作为一切方法的根本遵循;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提升团结奋斗的实效性;营造良好的政治局面与理想的文化高地,厚植团结奋斗土壤;加强党的建设,依靠党的团结统一,引领和带动全国人民的团结。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精神维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算法技术通过精准匹配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优化文化资源供给结构和推动精神成果普惠共享等方面为这一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然而,算法内嵌的私人化满足与效率至上逻辑,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公共性、共享性、发展性存在深层结构性张力,可能会消解其“共同”属性与普惠价值。为此,应构建制度保障、价值引领与素养提升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路径,探索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协同赋能的实践方案,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根基提供学理支撑和现实参考。
摘 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视域,“投资于人”是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相统一的重要路径,生成逻辑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的人、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立场,也是在我国资源配置重心演进、人口结构变化、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升级背景下形成的现实要求。高质量发展奠定的物质基础、制度优势提供的治理保障以及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时代机遇,共同构成“投资于人”的现实支撑。实现“投资于人”落地生根,路径在于以教育提升发展能力、以健康夯实发展基础、以就业拓展发展机会,注重物的积累与人的发展相结合。“投资于人”不仅是增进民生福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
摘 要:“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打破技术与产业瓶颈、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构建供需平衡打造经济发展新格局,抢占科技与话语制高点以赢得战略主动。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活跃因素,新质生产力在主体旨归、价值导向、文明内涵、生态伦理和全球视野这五个方面与中国式现代化深相契合。新征程上,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快塑造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共享发展成果、协调文明建设、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纵深推进。
摘 要:正确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根本价值遵循。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表征,从事实依据夯实、价值冲突化解、执行刚性强化、公共公正性提升四个维度对正确政绩观实现全方位赋能。数字赋能政绩观创新,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为民造福为初心、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协同推进政绩观守正创新,需要领导干部强化政绩观学习教育、提升数字化专业能力与风险认知水平,需要技术企业筑牢数字安全与伦理屏障。坚持以守正固根本、以数字赋能创新,方能让正确政绩观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经得起实践、人民与历史检验。
摘 要:以马克思与拉图尔的“对话”为切入点,探讨“实在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本质上构成了一种对“实在”的实践生成式解释。这一对话以“实践”为契机,提出“实在”是人与自然通过实践生成的产物。对象性活动原则与广义对称性原则分别从不同的路径,使历史性生成的人与自然得以取代先验的主客二元对立。马克思实践观主张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对象化,这与拉图尔赋予非人类行动者以能动性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行动者网络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提供了新视角,其广义对称性原则有助于回应学界对马克思实践观的某些误解。然而,拉图尔将“实在”视为转译链上的生成现象,在消解存在之现实基础的同时也陷入虚无主义倾向;马克思实践观中存在与生成的辩证统一,有助于克服这一倾向。
摘 要: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放在有机整体的框架之内,彰显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本体论意义,实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坚决捍卫。尽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摆脱了以往各种先验论、唯理论、经验论的纠缠,但仍然遭遇诸多质疑与责难。重新挖掘和准确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有机整体本体论思想,有利于克服和消解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造成的现代性危机,从而进一步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根基、价值追求和鲜亮底色。
摘 要: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经十余年深耕,已从蓝图规划阶段迈入精细化治理新阶段,是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的核心支撑与关键载体。当前,区域协同发展步入改革深水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制度性、系统性矛盾集中凸显,主要表现为区域发展梯度失衡、行政壁垒刚性固化、产业融合质效偏低、公共服务配置不均、对外开放协同滞后五大现实梗阻,制约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和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进程。本文针对性提出重塑区域均衡格局、破除属地行政壁垒、深化产业链深度融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普惠、激活全域对外开放动能的系统化优化路径,旨在破解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层堵点,构建全域联动、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区域发展新体系,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摘 要:社区已经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生动窗口。社区文化治理的目标是让文化从“治理工具”升华为“生活方式”,实现社区“治理”与“生活”的融合。社区文化治理政策是社区治理的制度化手段,政策的有效嵌入能提升治理效能。我国的社区治理经历了从“初始摸索-稳步推进-纵深发展-体系化发展”四个发展阶段,相应的社区文化治理政策也随之进行调整。以十个超大城市为例,基于嵌入性理论构建“结构-认知-行动-工具”四维分析框架,揭示政策嵌入社区治理的演进逻辑与特点。基于现实实践的反思发现,社区文化治理还存在困境,文化治理政策嵌入并赋能社区发展面临机遇。面向未来,完善社区文化治理政策,优化嵌入路径助推社区善治。
摘 要:晚清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导致许多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将目光投向边疆地区,桐城派学者徐宗亮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著述的《黑龙江述略》是在深入边陲并实地考察后,凝练而成的经世济边之策。由于受时代与阶级局限,他的部分构想虽未完全达成,但却表现出从传统“天下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认知转变,促使近代中国主权国家观念的形成,为晚清黑龙江边疆治理提供了实用指导。徐宗亮的治边论述深刻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肩负起救亡图存的重任与务实探索精神,可视为中国传统边疆治理思想向近代国家主权观念过渡的重要一环。
摘 要:明代辽东作为九边重镇,地势三面环山,一面濒海。作为“九边重镇”之一,实行卫所制度,具有鲜明的军事与边地特征。受自然条件制约,该地区水旱、蝗灾等灾害频发,农业生产脆弱。灾害不仅破坏房屋、道路与庄稼,更引发饥荒、粮价上涨及人员伤亡,威胁军民生计与边防安全。为应对灾荒,明政府推行蠲免赋役、赈济钱粮、捕捉蝗虫、纳粟补官等举措,其中蠲免与赈济为救济的核心。纳粟补官作为辅助救灾手段,借助民间财力补充赈济缺口。明代辽东灾害救济举措贴合边疆实际,取得一定成效,但受封建制度局限,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灾荒问题,也反映出明代边疆治理的困境。
摘 要:黑龙江广信公司是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地方金融机构,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黑龙江将军奏准设立,1932年被伪满洲中央银行接管,存续二十八年间恰逢东北边疆局势剧烈动荡的关键时期。广信公司历经从官商合办到完全官办的演变历程,以货币发行、代理省库、实业经营等为主要业务,在抵御沙俄羌帖与日金渗透、维护区域货币主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因始终依附于地方财政、缺乏独立金融运行机制,最终陷入货币滥发与信用崩溃的制度困境。广信公司兴衰轨迹既折射出近代东北边疆金融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也为当代地方金融风险防范与边疆金融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
摘 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神论思想,是两种形态的无神论思想体系。二者虽在理论基础和批判深度上存在客观差异,但在诸多维度高度契合。在本体论方面,二者坚持物质本原,否定超自然神灵主宰一切。在价值理念上,两种无神论共同秉持人本立场,崇尚现世价值;在认知逻辑上,两种无神论均崇尚理性精神,批判鬼神迷信;在实践观方面,二者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倡导实干改造现实。立足“第二个结合”,深挖二者契合之处具有重要时代价值,既能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根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又能筑牢科学无神论意识形态防线,涵养理性务实的社会风尚,助力新时代宗教工作有序开展。
摘 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既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又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在国家维度、民族维度、世界维度都呈现出巨大价值,是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支撑。因此,要把握其实践需求,在方向指引上坚持党的领导、在内容提炼上坚持去芜存菁、在传播方式上坚持多元拓展,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科学遵循。
摘 要:算法时代下,AI 图像是人工智能(AI)、AI 图像技术和智能算法推荐机制形成的形象照,呈现出悦己式的情绪滋养、虚拟化身的视觉印象、沉浸式的鲜活体验等样态,广受大众的追捧和青睐。智能图像技术驱动下的“视觉革命”、情绪消费需求下的“审美价值”、社交表达诉求下的“流量密码”、缓解容貌焦虑与追求情感满足的“美丽世界”是“算法审美”流行下 AI 图像广泛应用的原因。AI 图像的流行不仅在审美观念更新、审美标准流变、创作主体重构等方面产生诸多影响,还存在审美活动功利化、审美数据隐私安全、审美观念同质化等诸多现实问题。为此,要正视使用者的使用需求、提升智能图像的核心素养、积极营造良好的行业氛围对 AI 图像进行科学的、合理的使用。
摘 要:高校是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塑造学生思想观念与价值导向的关键课程,这对授课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负责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肩负着塑造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他们在提升思想政治课程效果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教师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培养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思政课教师,解决部分教师政治信仰不坚定、理论知识滞后、科研能力不足等问题,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紧迫任务。本文通过对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具备素质能力的系统分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提升策略,旨在为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摘 要:社会深刻变革对大学生各方面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大学生明显呈现出韧性品质缺失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体质基础薄弱、心理能量耗竭、学业动力波动、就业态度消极。究其根源,主要在于独立意识弱化与急功近利心态蔓延。在体质层面,部分学生陷入形式化养生误区,生理机能持续下降;在精神层面,过度内耗与消极应对削弱抗压能力,陷入自我否定循环;在学业层面,目标模糊与节奏失衡导致“内卷”与“躺平”交替,成长方向迷失;在就业层面,逃避竞争与依赖家庭延缓社会化进程,职业适应能力不足。为此,要引导大学生通过自省自律夯实健康体魄,筑牢抗逆生理基础;通过自励自愈培育积极心态,强化应对挑战的心理韧性;通过自知自立制订科学规划,提升目标管理与行动效能;通过自信自强树立务实择业观,主动适应社会需求。
摘 要: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推动社会进入数智时代,正在深刻重构爱国主义教育话语的生成逻辑与传播范式。数智赋能不仅为教育话语的主体协同、内容精准供给和传播效能提升提供了全新可能,更通过算法驱动和智能匹配重塑了话语传播的价值维度。数智赋能的同时,也伴生着现实隐忧。“信息茧房”效应导致话语同质化,“算法黑箱”现象消解话语公信力,“流量逻辑”异化话语传播生态,对数智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话语的权威性和引领力形成挑战。基于此,需要构建数智思维引领的话语传播体系,在主体维度培育智能素养,在内容维度打造精准供给,在环境维度优化话语传播生态,从而在数智变革中牢牢把握爱国主义教育的话语主导权,逐步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话语传播新生态。
摘 要:智媒时代,在以社交媒体平台为核心的智能化传播媒介技术裹挟下,作为“千禧一代”的青年群体实现了从“青年”到“数字青年”的形态流变,并在数字化空间建构了以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为纽带的“圈群社会关系”。受青年群体自身特性、数字资本权力操纵,以及数字媒介应用失范等因素影响,作为数字青年生命本质的真实情感,以及情感的生成和展示过程都发生明显异化,具体表征为数据信息过载下的“情感分散化”;圈群聚合形塑下的“情感同质化”;虚拟关系交互下的“情感演绎化”;语言体系重塑下的“情感戏谑化”,以及市场需求整饰下的“情感商业化”。对此,必须通过提升数字青年数字素养、规制数字青年社交行为、引导数字资本合理扩张,以及矫治数字媒介应用价值等措施来有效纾解数字青年的情感异化问题。
摘 要:谈心谈话是辅导员掌握学生思想动态、了解学生实际情况、塑造学生正确价值观的主要方式和重要途径。本文聚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数字化转型,分析当前辅导员谈心谈话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揭示数智技术赋能高校辅导员谈心谈话工作的价值意蕴,探讨如何通过校园数字生态重构、部门层级联动、数智素养培训、成效定期评估、技术与人文耦合等路径,建立“人机协同”新范式,推动思政教育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跃迁,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迈进,并将精准思政与人文关怀深度融合,以切实丰富辅导员谈心谈话的工具库,增强谈心谈话的针对性、实效性、长效性,实现谈心谈话的独特育人价值与育人功能。
摘 要: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研究生思政课实践教学,关键不在于资源是否被调用,而在于其能否经由理论阐释、价值涵育和主体参与,转化为稳定持续的实践育人效能。红色文化资源是研究生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支撑,但其育人价值不会自然转化为育人效能。推动红色文化资源有效转化,既要把握其历史解释、价值统摄和主体生成的理论根基,也要回应智能媒介介入、红色研学升和发展压力前置带来的新张力。面向研究生主体成长,只有以问题链重构数字化红色叙事,以研究性研学深化实践教学过程,以专业使命贯通价值引领与现实成长,才能真正使红色文化资源从历史资源、精神资源和场域资源转化为理论认同、价值认同和行动自觉的生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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