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思政课”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政课的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重要论述有一个从概念提出,到本质认识,再到明确课程内涵和实质的发展过程。“大思政课”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大思政课”观,这种“大思政课”观把思政课放在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来看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重要支撑,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把包括显性与隐性、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线上与线下等多元课程作为课程结构;把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办好思政课作为课程建设目标要求,构建多元主体的建设格局。新时代新征程“大思政课”建设应以“大思政课”观为指导,进一步深化对“大思政课”内涵和实质的认识,更新课程观念,丰富课程建设教育资源,探索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融合方式,充分发挥政策杠杆作用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提升思政课教师驾驭“大思政课”建设的能力,进一步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质量提升。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新时代的世情、国情、民情,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对人的本质如何展现、人应当追求什么、如何实现人的追求三个根本性理论问题作出了回答,展现了深刻的人学意蕴。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关系”维度中把握“现实的个人”,揭示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需要的深刻变革,系统阐释“美好生活”需要的丰富内涵。在人的价值问题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主体论,将“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作为“有意义的人生”,强调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在人的发展问题上,统筹个体、群体和类主体三个层面,通过保障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推动人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人类的整体发展,为新时代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摘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人文因素与经济因素有机结合,是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物人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循环起点;以“物人统一”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畅通循环纽带;以“软硬协同”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打通循环通道;以供需匹配扩大优质消费需求,实现循环闭环。当前,国内大循环仍面临高端供给不足、分配差距较大、物流成本偏高、居民消费意愿不足、供需结构性错配等现实问题。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结构匹配、功能联动与质量协同,构建供给端协同提质、分配端协同公平、流通端协同畅通、需求端协同扩容的全链条路径,推动投资和消费、新供给和新需求的良性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摘要:“敖”与“莫敖”高度集中于楚国君王称谓与职官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敖”的考辨与阐释学术史影响了楚文化史的深入研究。我们立足于楚语与古越语深度接触的历史背景,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核心方法,综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材料提出新解:“敖”为记录楚语“首领”义之标音字,其上古音ηa:w与原始侗台语“头/首领”kya:w构成严整的音韵对应,当属古越语(原始侗台语)在楚语中的底层遗存。“莫敖”之“莫”表“大”义,有《小尔雅》“莫,大也”等训诂依据,且与原始侗台语表“大”义之ma构成音义对应。“莫敖”可释为“大敖”,即“首领中之尊者”。这一考释从语言接触视角为先秦时期华夏与南方族群的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微观实证,对理解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底蕴的形成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庄子》和屈原辞都把昆仑神境作为书写对象,但在书写理念和叙述方法上同异间杂。《大宗师》借神扬道,强调道的内在性,体现古代东方的泛神思想,《天问》基于对道的质疑,追问昆仑的不确定性和未知因素,二者都透过昆仑的神秘属性泛出理性光芒。昆仑之境是《庄子》和屈原辞的共同精神归宿,《庄子》视昆仑为道境,是修道者反复磨砺的道场。《九章·涉江》则以昆仑为不死之乡。食玉作为成仙术,是昆仑神话的一个特色,透射出神话与仙话合流的倾向。《知北游》把昆仑设定为求道者的首经地,其空间背景是现实中的西倾山、岷山和白龙江一带。屈原辞中作为神游场域的昆仑,在《离骚》中充当诗人进入天界的驿站,或是助诗人去忧解愁的逍遥园。《悲回风》把昆仑视为精神排忧所和仙界观景台,带有巫文化印记。昆仑神境是楚文化的重要元素,被《庄子》纳入论道体系,贯以哲理性和现实性,而在屈原辞中,奇思异想胜过理性思考,彰显出战国楚文学不同作品书写视角的虚实差异与认知分野。
编者按:本期我们继续聚焦“多学科视域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主题,约请三位学者分别从党的社会工作、农林经济管理、涉外法治三个领域展开研讨,立体呈现不同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指出,党领导的社会工作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存在本质差异,要从地位作用、根本原则、价值取向、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基础保障等六大维度完成其学理化阐释与体系化建构,为全球社会工作知识谱系提供中国范式。钟真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三农”工作角度看,“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已经成为全党和各界共识,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开篇即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我国“三农”工作虽已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尚未形成立足中国国情农情、融汇国内外先进理论成果的独立完整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农经教研体系,推动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与国际接轨,我
在全球化格局深度调整与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涉外法治已成为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的重大战略支点。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碎片化、理论滞后于实践、重移植轻自主建构等结构性短板。在此背景下,建构中国涉外法治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打破外部法律围堵、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必需,也承载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的历史使命。涉外法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以问题导向、价值引领、方法创新为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体系复杂性与关联性不断增强,现代金融监管面临来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等重点领域的多维风险挑战。从现代金融监管整体框架出发,分别采用 CRITIC 权重法与熵值法构建涵盖风险防控能力、监管协调能力和高效监管能力三大维度的现代金融监管指数,并运用机器学习法检验其对国际金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小商业银行以及房地产企业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差异化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代金融监管能够显著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有效缓解房地产企业债务压力,但在中小银行风险抑制和国际金融风险防控方面的效果相对有限。基于此,应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层治理框架,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工具与国际金融监管协作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差异化监管与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机制,并推进实体经济重点行业穿透式监管,从而全面提升现代金融监管的系统性与韧性。
摘要:如何看待唯物史观与历史目的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由于传统研究模式的隐性影响,这一问题迄今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和实际展开。有鉴于此,重新审视唯物史观与历史目的论之间的关系,深刻领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本质及其相关问题的科学解答,揭示唯物史观内在蕴含着的历史目的论思想及其科学性与目的性相统一的双重特质,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和构建唯物史观“合理形态”的历史目的论,正确引领世界历史潮流及其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深入理解“过去支配现在”与“现在支配过去”的辩证关系问题是明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本质区别的关键所在。私有制与公有制、雇佣劳动和自由劳动、资产阶级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三重对立在社会历史领域渐次展开,于时空辩证的语境中分别呈现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所有制基础、劳动形式、社会形态等层面的分殊与歧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过去”与“现在”的支配关系,赋予其以鲜明的革命能动性,使之成为把握不同社会形态及其运演逻辑的思想锁钥。重审“过去”与“现在”的支配关系及其历史辩证,缕析资产阶级社会运行机制并追索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模式,对于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社会主义趋向共产主义“现在支配过去”的文明优势而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摘要:人工智能政策的生产性特质及过程性知识是亟待明晰的时代命题。基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视角,通过对省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进行分析,可从起始逻辑、流程逻辑、结果逻辑三方面呈现人工智能政策生产的过程机理。在起始逻辑上,人工智能政策生产起始于技术价值的多元分化,主要反映政府层面的技术安全要求、科学层面的技术能力追求、市场层面的技术生态需求、社会层面的技术正义诉求。在流程逻辑上,人工智能政策生产成型于主体观念的话语转化,以多元参与的政策主体为支撑,以多重导向的政策观念为质料,以多方共享的政策话语为工具,以多样形式的政策文本为结果。在结果逻辑上,人工智能政策生产根源于社会结构的内生演化,政府部门引导人工智能政策生产,科研机构助力人工智能政策生产,市场组织促进人工智能政策生产,社会大众参与人工智能政策生产,多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以边疆的界定为核心的边疆认知,关乎边疆治理对象的确定,是边疆及边疆治理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当前,这个问题由于诸多不同的边疆界定而纷繁复杂,对边疆及边疆治理研究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然而,边疆并非可以随意界定的对象,它是国家治理的地理空间规划中的现象,根植于国家治理地理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以及不同条件下构建的“核心—边缘”关系模式。这样的底层逻辑对边疆认知形成了本质性的规约。国家治理的地理空间格局并非一成不变,其“核心—边缘”结构及其关系模式也会发生变化,边疆的确定及相应的边疆认知必然发生调适性变化。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以来,国家治理的地理空间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问题充分地凸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及其关系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基于这样的底层逻辑而对边疆进行准确的界定,方能对边疆治理进行全面准确的论述,为边疆治理的推进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
摘要:民国北京政府的小学教员资格检定,并非一项孤立的技术性制度安排,而是近代国家试图以制度手段重整基层教育秩序、塑造新式教师群体的重要实践。1912至1927年间,以京师为核心试点的小学教员资格检定,大体经历了由应急甄别到规则确立、再由统一规制走向地方调适的演进过程。若就其实质而论,这一制度既承担着整顿教员队伍、抬高职业门槛的任务,又不得不回应师资匮乏、区域失衡与行政能力有限等现实压力。其运行过程始终交织着若干彼此牵引的张力:中央统一标准的追求与地方执行层面的反复变通,教师专业化理想与基层师资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以及域外制度资源的输入与本土教育现实之间的持续磨合。京师地区的实践表明,教师资格制度的意义,并不仅在于设立门槛,更在于如何在门槛、供给与治理成本之间取得可操作的平衡。小学教员资格检定由此成为观察近代中国教育治理逻辑、国家能力边界与教师专业化进程的一扇重要窗口。
摘要:今日著作权制度具有明显的“作者中心主义”意味,因为它建立在作者身份的构建、确立基础之上,并且作为一个权利集群的著作权也以作者权为核心。然而,回溯历史就会发现,作者并非自始就是创作活动以及著作权的中心,作者中心也不源自作者们的自觉争取,它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其他各种力量妥协的结果。因此,“作者中心主义”及构筑于其上的现代著作权制度,其合法性具有明显的历史性;也因此,“作者中心主义”几乎注定无力回应先天具有去中心、共享、平等特质的网络时代——这一新历史情境——所提出的各种观念、实践挑战。这实际上等于宣告了“作者中心主义”的谢幕,以及“公共利益中心主义”的登台。而这,也正是历史辩证法在著作权领域的体现。
摘要:数字公共服务彰显了算法的公共执行程式,贯穿于数据、技术与制度的智能化生成过程,具有公平普惠属性。基于算法歧视的肇始动因、应用场景与受害主体的划分标准,可将公共服务算法歧视解构为与之对应的三种形态。在民生服务落实、政务监管判定和公共资源分配过程中,公共服务算法歧视催生数字失配、资源倾斜与决策排斥等系统性偏差,既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也破坏了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底线。因此,要构建多维纠偏路径,形成完整的法律规制体系,通过专项立法明确认定责任标准,完善弱势群体权益条款,实现全面的法治保障路径。具体应围绕事前审查评估、事中动态监管、事后追责救济的全流程机制对算法歧视实施监管调适。立足于合规公共数据库和透明可解释机制,依靠政府、平台与社会三方力量对数字公共服务衍生的算法歧视和隐性不公进行多元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