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一书,以手抄书向机印书转变为对象,重新考察和思考15世纪印刷术引发的传播变革及其影响。爱森斯坦将印刷术看成是自成一体的事件,以机器、设备与人和机构相互作用的“印刷机”为焦点,多方面展示印刷术因其复制和保存的力量,引发知识流动、分布和分享的新方式、新局面,也就是一种“传播革命”,从而使印刷文化崛起。借此,印刷术的发明,不是一种孤立技术的产生,而是一个构成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根本性转变。它从根本上重塑了近代欧洲的知识生产方式、社会阶层结构,并重新定向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近代科学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推动欧洲现代化的革命性的动因。爱森斯坦的研究视角、路径以及见解,对于我们的媒介学,尤其是媒介史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内容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正在改变部分社会实践的组织形式。智能体系统嵌入平台生态之后,不仅延续了平台处理信息流的能力,也深度介入行动链的调度与组织。这类系统将人类意图转化为可执行的技术过程,并借助平台基础设施设定任务的运行边界。在行动界面层面,系统在用户指令与平台底层工具之间建立起一套调用关系,并使用户角色从直接操作者转向意图提出者与权限授予者;在技术语境层面,系统依托平台数据化、记忆选择与上下文装配等机制,将日常实践中的复杂社会情境压缩为机器可计算的操作状态;在行动秩序层面,智能体系统在后台自动编排、执行任务,而用户在前台所见的结果往往缺乏透明度,这加剧了机器逻辑与人类判断之间的张力,并重组了多主体网络中的责任划分体系。智能体系统与平台的深度融合重塑了个体在数字生态中的位置,也改变了个体对技术过程的解释空间、行动干预的可能性以及承担责任的路径。
内容摘要:空间智能正在推动人工智能从文本、图像与符号处理转向对三维环境、身体行动和情境反馈的世界建模。对于传播研究而言,空间智能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孪生或具身智能等技术形态的汇合,更是传播基础设施的一种存在论转型:空间由传播发生的背景转化为可感知、可计算、可交互、可生成的意义界面;身体由传播主体的自然前提转化为空间系统的感知节点、交互接口与意义边界;主体则由自足的意识中心转化为在身体经验、数据替身、算法代理与制度规则之间持续协商的过程性存在。研究在空间生产理论、技术现象学、具身传播与后人类主义的交叉视野中,提出空间界面化、身体数据化和主体生成化三维分析框架,认为空间智能传播的理论关键,不在于技术能否制造更强的沉浸感,而在于它如何把空间、身体与主体同时纳入可建模、可预测、可调度的计算秩序。空间智能并未终结身体,反而在模型化、再具身化与算法调度的限度处反向凸显身体的有限性、情境性和不可完全编码性。正是这种“具身剩余”,构成空间智能中的主体能动性、公共经验多样性与传播责任可追溯性的存在论基础。
内容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智能推荐算法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国际传播内容的生产方式与可见性分配机制。本研究针对算法权力研究与国际传播人才研究相互分离的理论缺口,从平台分发机制与传播主体能力的耦合关系出发,考察算法中介化对国际传播专门人才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研究认为,“算法导航”并非以技术逻辑替代内容生产、跨文化沟通与政治判断,而是传播主体在平台规则约束下,通过理解分发机制、解释反馈数据并持续调整传播策略,促使内容价值转化为实际触达的能力机制。平台对可见性的程序化配置既形成结构性约束,也为具备算法素养的行动者保留策略空间,由此推动国际传播人才由单一内容生产者转向兼具技术认知、策略调适与价值判断能力的复合主体。同时,人机协同越深入,越需要以人的价值嵌入、创意突围和责任承担统摄技术应用。基于这一认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应构建“新闻基础+数智素养+战略研判”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推动知识结构、实践能力与战略判断协同生成,使算法可见性进一步转化为文化可理解性、价值可沟通性与叙事可认同性。
内容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 AI)正深度介入文学创作领域,这使与作者相关联的、涉及创作主体本真性的问题重归文学研究的视野。基于查尔斯·马格雷夫·泰勒(Charles Margrave Taylor)本真性理论中的原创性、对话关系与重要性视域三个核心概念,创作主体的本真性可理解为作者在人类共享的重要性视域下,通过与他人及语言的对话发现原创性并在作品中实现自我表达。而以大模型为主的生成式AI以表征数据化、知识参数化、生成概率化为运行机制,缺少与他者的对话和价值背景的融入,其输出的文本具有去对话化与去视域化的特征,对创作主体的本真性构成侵蚀。这一危机进一步影响了文本的自我指向与意义建构方式。生成式AI输出的文本不具备自我指向性,难以形成稳定的、由作者意图统摄的叙事结构。这导致意义建构方式从基于自我的表达流变为基于数据和知识库的生成,进而引发学生生态内部创作传统与外部制度规范的结构性变迁。
内容摘要:平台治理政策是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依据。以近十年国家层面的平台治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二维交叉分析,考察我国互联网平台治理的议题结构与实践逻辑。平台治理政策工具呈现出“管控型占主导、社会型为补充、调节型与自愿型相对不足”的结构特征;政策目标形成了以“产业发展为牵引、内容监管为重点、网络安全为底线、用户权益为导向、规制接入为基础”的议题框架。针对政策工具配置集中、工具与目标适配不足等问题,应优化不同政策目标下的工具组合,推动治理目标贯穿平台从准入、运行到退出的完整周期,确立兼顾发展、安全、秩序与权利的总体性原则,促进平台生态规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数智潮涌,出版业态迭代新生;文脉绵延,学科建构重任在肩。构建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回应时代变革的学术使命,亦是赋能出版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 本刊依托全国13家出版专博培养单位,开设《问道·中国出版学建设》专栏。专栏以“问道学科前沿,共筑自主体系”为初心,每期由一家出版专博培养单位领衔策划,结合单位学科特色与重点研究方向,探讨数智背景下我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所惑所思所求所得,促进学术
内容摘要:出版学研究在数字技术、融合出版和智能出版等议题推动下日益活跃,但学科自主性问题并未由此消解。本研究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体用之辨”为分析框架,将出版学的“体”界定为围绕知识选择、文本整序与公共传播形成的本体性问题,将“用”界定为面向行业实践、技术变革与治理需求的应用研究路径。通过学科反思文献、年度研究综述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统计,发现出版学现实回应能力增强的同时,基础问题相对滞后,核心范畴空心化与跨学科研究不足。其形成机制包括知识生产的情境驱动转向、行业需求对研究议程的塑形以及学术评价制度的应用激励。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以核心范畴维持问题连续性,以问题转译规范外部资源引入,以人才培养和体用互嵌机制推动应用议题沉淀为出版学的理论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