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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5年04期

《红广角》(月刊)创刊于1994年，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主要栏目有:缅怀英烈、广东党史知识系列介绍、党史工作、人物述林、专题史料、怀逝忆旧、史海钩沉、读史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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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政治概念的生成与发展

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政治概念的生成与发展

【摘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为汇聚全民族力量抵御外侮而提出的核心的重大政治概念。该概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在生成阶段，中共将其革命目标锁定为“抗日”，团结范围厘定为“民族”，合作形式确定为“统一”，完成了概念的构型。在发展阶段，中共在统一党内意志、与国民党博弈、争取广泛认同等重大政治实践中，进一步实现了概念的深化。
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 “包而不办”与“办而不包”：国共两党在第三厅的角力

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 “包而不办”与“办而不包”：国共两党在第三厅的角力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在救亡图存的目标驱动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会聚了三百多名文化名流，第三厅逐渐成为国共两党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场。国民党企图通过第三厅使社会精英效力于政府，从而消溶异质文化。当第三厅工作有脱轨之嫌时，国民政府以人事牵制、工作掣肘、业务阉割等方式加以限制，实质上对文化救亡运动“包而不办”。中共在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以“办而不包”回应“包而不办”。在人事上，中共推动郭沫若就职，协助第三厅完成组织建制，为进步力量争取合法工作空间；在工作实践中，以协同合作为主基调，利用合法组织和积极分子开展救亡工作。同时，中共党员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以及对核心职能部门的掌握，逐步使中共在第三厅中由辅助角色转变为引领角色。
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 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信息传递

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 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信息传递

【摘要】抗日战争初期，广东党组织主要依靠人员往来、邮寄和书报刊公共传播等传统方式与中共中央进行信息传递。受战局变化和国共关系影响，这些方式逐渐不能满足需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关系恶化，交通条件受限，传统信息传递方式的弊端愈发突显，电讯联络成为缓解信息传递压力的关键。中共中央南方局帮助广东党组织建立电台，完善技术配套，实现广东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直接沟通，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安全。不过，遥距中共中央的地缘现实，孤悬敌伪顽统治区的恶劣环境，都使广东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信息沟通具有明显“弱化”“滞后”效应，这也成为中共华南抗战始终需要面对的结构性困境。
革命史论 | 中共对香港的战略认知与实际运作(1921—1945)

革命史论 | 中共对香港的战略认知与实际运作(1921—1945)

【摘要】中共对香港的战略认知与实际运作，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探索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中共将香港打造为反帝的前哨阵地，试图在香港以反帝为杠杆撬动反帝反殖的大局。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对英认知的调整与战争形势变化，中共借助殖民缝隙下的合法性活动空间，将香港转变为中共隐蔽的枢纽，在对英有限让步中支援内地抗战。在香港沦陷后，香港成为中共进行军事斗争与政治博弈的特殊场域，实现从隐蔽枢纽到抗日战场的战略转变。中共对香港战略认知与实际运作的嬉变，折射出了中共在复杂地缘环境中灵活运用“合法性缝隙”的实践智慧，也展现出中共在极端环境下平衡现实需求与战略目标的决策智慧。
革命史论 | 中共七大组织报告的设置与更迭及其影响

革命史论 | 中共七大组织报告的设置与更迭及其影响

【摘要】作为中共党内最高层次的纲领性文献，党代会报告集中体现了中共在一定时期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在中共七大筹备过程中，因受到党内外多重因素的交替影响，中共的组织报告及其相关议题屡屡筹措却又反复更迭。组织报告先是与修改党章报告独立分设，转而又将二者合而为一，后再以修改党章为中心来讨论党的组织问题，并最终由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来达成议程目标。这一繁复的调整过程，不只反映为党代会报告数量的增减和会议日程的频繁调整，更透视着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典型表征：它既映照出党代会报告体系、报告制度及中共的会议政治走向成熟的历史脉络，也折射出中共在延安时期所塑造的政治运行机制和党内政治文化对未来中国政党政治的规范意义。
革命史论 | 蒋介石对安平事件的反应

革命史论 | 蒋介石对安平事件的反应

【摘要】安平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力图加以利用，以期达到改变不利处境以及促使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等目的。美方对安平事件隐忍之态度使蒋介石深为不解与不满。更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美方在安平事件后非但没有向中共发难，反而向他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在国共和谈问题上作出让步。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蒋介石并未能对美方关切作出令其满意的回应，最终导致马歇尔使华以失败告终。
建设史论 | 国营企业试建厂矿同志审判会的历史考察

建设史论 | 国营企业试建厂矿同志审判会的历史考察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部分职工群众中逐渐滋生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对发展生产造成很大影响。对此，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认为在职工群众中开展一场广泛的劳动纪律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在开展职工劳动纪律教育的过程中，厂矿同志审判会作为企业职工群众自我劳动纪律教育组织受到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推广。厂矿同志审判会主要通过审判的形式，自我教育和感化的方法，来巩固职工群众的劳动纪律，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各地国营企业试建厂矿同志审判会后，在巩固劳动纪律、提升工人主人翁意识、宣传国家法令、促进职工内部团结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因为惩戒主义的滋长引起职工群众恐惧，厂矿同志审判会最终于1955年底停止建立。
建设史论 | 20世纪50年代中共对工人工资水平政策的探索与调适

建设史论 | 20世纪50年代中共对工人工资水平政策的探索与调适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妥善处理工人工资，推动生产的发展，成为考验中共执政能力的重要课题。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如何处理工人生产与工资关系已有初步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基于两次全国范围的工资改革，为平衡多种关系，党政部门逐渐形成了“既不可不增，亦不可多增”“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的低工资政策。这一工人工资水平政策，在新中国初年保障国家建设投入、稳定工人生活、平衡各方关系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建设史论 | “群众”是如何“阅读”的

建设史论 | “群众”是如何“阅读”的

【摘要】红旗读书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次阅读实践，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上海的一个缩影。中共运用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将群众运动的模式应用于大众阅读中，从最初培养群众阅读报刊到致力于让群众形成业余读书习惯，体现了中共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多种形式被应用于群众的阅读实践中，普及了红色书籍的阅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红色阅读氛围。然而，因红旗读书运动的“内在困境”，而且1978年之后社会风气更为自由，红旗读书运动演变为“读书活动”，较为个人化、松散的阅读时代慢慢来临。尽管受时代限制，阅读运动本身的开展仍有不足，这些不足也为人们思考政治、文化与阅读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改革史论 | 缓和“书荒”：1977一1980年图书出版工作的经困

改革史论 | 缓和“书荒”：1977一1980年图书出版工作的经困

【摘要】“文革”后全国面临严峻的“书荒”问题。为尽快恢复出版事业生机、为人民群众提供迫切需要的图书，在国内拨乱反正大气候尚未形成时，通过批驳出版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和调整恢复出版政策，出版系统卸下了“政治枷锁”，为采取进一步举措奠定了基础。1978年，国家出版局在中央支持下首先重印了大批图书投放到书店，又在是年10月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冲破禁区，解除了出版内容束缚，使少儿读物、科技图书、大中小学教材以及其他图书出版得到了有力发展。这一时期图书出版工作还通过协调用纸和改进印刷技术等措施，保障了出版环节的畅通，最终达到了图书出版品种与印数的增加，缓和了“书荒”问题。
粤港澳历史 | 新中国初期广东农村传统互助合作及其改造

粤港澳历史 | 新中国初期广东农村传统互助合作及其改造

【摘要】广东农村传统互助合作历史悠久且形式多样，按照类型大致可分为人工换人工、人工换畜工、帮工与合工等基本形式。传统互助合作是农民在长期生产与劳动实践中自然结合形成的，具有自发性、平等性、互惠性，但因其时间、范围、规模的局限性，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意义有限，由此导致了土地改革后的广东农村传统互助合作并未获得大量发展，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为此，中共和政府一方面积极倡导“组织起来"发展互助合作，另一方面大力推动传统互助合作的现代改造，以达互助两利、增产增收的目的。传统互助合作的现代改造，尽管在运作过程中存在强迫命令及评工记分不合理等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局限性，但总体上解决了农民劳力、畜力不足与农耕生产之间的矛盾，有效克服了小农经济的弊端，客观上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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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政治概念的生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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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 “包而不办”与“办而不包”：国共两党在第三厅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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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 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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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史论 | 国营企业试建厂矿同志审判会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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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史论 | “群众”是如何“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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