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张学良、杨虎城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及其宣传委员会,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宣传舆论工作,使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张、杨在兵谏的同时草拟发布了八项主张,上述宣传委员会成员中半数以上为中共地下党员。为了厘清事实、正本清源,先后以三方联合军委会及其宣委会名义发布了五份宣传大纲,其中有的是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注重打好舆论宣传“组合拳”,充分发挥媒体在舆论宣传方面的主力军作用;组建民众团体以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广大民众踊跃参加抗日救亡的大型集会。回顾总结这段历史得到的几点启示:坚持党的领导,是搞好新闻舆论工作的关键;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打好新闻舆论工作的“组合拳”;切实把握好宣传口径,防止偏差给人以口实。
摘要:1943年毛泽东视察南泥湾的时间,存在“七月说”“九月说”“十月说”等不同版本,陪同人员是谁也众说纷纭。原三五九旅旅部科长董廷恒的回忆持“七月说”的观点。“九月说”以四十七军党委和王恩茂同志的有关文章为代表,《毛泽东全书》《朱德年谱》等认同“九月说”。“十月说”具体的时间有“10月下旬”和“10月26日”,《毛泽东年谱》和《彭德怀传》等皆记载“1943年10月下旬”,原三五九旅七一九团二营教导员伍衡阳在《毛主席视察七一九团》中回忆是“10月下旬”,原八路军炮兵团教导营营长宋承志写的《毛主席视察南泥湾炮兵团》记载“1943年10月26日”,《王恩茂日记》记载“10月26日”。结合当时拍摄的照片和上述记载可以断定:毛泽东是1943年10月26日至30日,与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李鼎铭以及柳湜、霍子乐、贺连城等一行视察南泥湾的。弄清这些历史细节问题,对于更准确地撰写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传记和年谱、中共党史及陕甘宁边区史,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在中共中央对“三线建设”进行战略调整后,广大“三线”地区留存着丰厚的“三线”红色资源。其形态主要包含规模宏大的集群建筑物、富有时代特征的红色标语、珍稀的档案文献以及建设者的日记和口述资料等。“三线”红色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具有丰富学习资源、扩大学习受众、增强学习效果等多方面的价值。可以从有机融合遗产、充分依托遗产、灵活运用遗产几个方面着手,活化利用“三线”红色资源,丰富学习教育的内容、平台和形式等,彰显出“三线”红色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价值。
摘要: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通过重构“学”“才”“德”的内涵与关系,不仅完成了对传统儒家圣人观的创造性转化,而且实现了自身儒家思想的体系化建构。现尝试揭示唐甄儒家思想体系的三重突破:以圣人之“学”统合心性修养与经世实践、以圣人之“才”贯通道德本体与治世能力、以圣人之“德”实现修身达于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进路。这一思想突破既延续了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之学,又回应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危机,“学”“才”“德”三者“体用相资”“知行互证”的内在互动,将圣人从“天道代言者”转化为“治世实践家”,对当代儒学发展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摘要:定湘王信仰作为湖南地区的地方神崇拜,起源于清咸丰年间长沙守城战中的“神迹显灵”事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左宗棠西征进入新疆,其传播与湘军的军事活动密切相关,曾广泛分布于天山南北地区,为汉、维等不同民族所信奉。民国建立后,随着湘军军事背景的消退,定湘王信仰在新疆逐渐从军事保护神转型为湘籍移民的乡籍认同符号,体现出传统信仰在现代性冲击下的调适机制,不仅反映着近代湖南人在新疆的社会活动网络,也为理解边疆地区民族文化迁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摘要: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936名青少年为调查对象,采用积极心理量表、未来取向量表、生命意义量表及焦虑与抑郁自评量表,探讨积极心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使用SPSS 26.0和AMOS 2.0软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显示:积极心理对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β=-0.41,p<0.001, );同时,生命意义 (β=-0.40,p< 0.001)和未来取向 (β=-0.41,p<0.001 )在积极心理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积极心理可通过增强未来取向和生命意义间接影响心理健康(间接效应占比 59.22% )。这一发现揭示了积极心理、未来取向与生命意义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协同作用机制,以期为该群体心理健康干预策略的优化提供参考。
摘要:“现代化之争”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一条隐性线索。他们着眼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英两国,从鸦片贸易、军事战争、新闻舆论等多元视角,深度剖析两国间的冲突和斗争,其间蕴含着关于中国摆脱历史困境的“现代化之思”。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表达逻辑严谨、内容翔实、形象生动且情感丰沛,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提供了话语立场及传播思路的有益借鉴。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面临的实践与理论结构性失衡、传统文化现代性悬置、国内国际传播认知错位等关键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层面建立“实践反哺理论”的创新体系,在历史维度推进“传统基因现代转化”基础工程,在传播领域实施“话语解殖与重构”重要战略,最终形成具有解释力、传播力、影响力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摘要:政府职能转变与依法行政的协同演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通过分析政府职能转变的内涵驱动及其对法治建设的影响机制,系统梳理我国依法行政制度的实践问题与成因,并借鉴域外经验提出制度优化路径。研究发现,政府职能转变通过重构政府权力边界与治理模式,对法律体系的完备性、行政程序的规范性及监督问责的有效性形成倒逼机制,而当前依法行政实践中存在的法律滞后性、执行偏差与监督乏力等问题,根源在于制度设计协同不足、主体能力短板与社会参与不充分。基于此,提出应以动态立法填补治理空白,以程序革新规范权力运行,以多元监督强化制度刚性,以能力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从而构建适应政府职能转变需求的依法行政新生态。
摘要:邓小平的法治观的形成既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期间的国家治理经验与教训作指引,又有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作指导,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邓小平的法治观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人民性的本质以及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权威的特征,强调法律程序的重要性,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针,对立法、执法、司法提出了具体要求,并阐述了党规对国法的保障作用。进入新时代后,邓小平的法治观的发展体现在形成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指导方针,形成科学立法理论体系,明确提出领导干部应具备法治思维,进一步深化党规与国法的关系,这些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党中央部署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对党的作风建设进行的一次再动员。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其作风状况直接关乎政治优势彰显、治理效能跃升与创新驱动发展成效。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党的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用脱节”问题显现,导致思想引领力不足;“好人主义”滋生蔓延,导致责任传导力弱化;“流程僵化”弊端突出,导致改革发展力受限;“上热下冷”现象凸显,导致治理执行力受阻。破解上述国有企业党的作风顽疾,必须以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以体系完善畅通治理路径、以务实举措推动作风落地、以纪律监督守住底线红线,从而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和动力支撑。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以T市J区近三年司法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该类犯罪具有涉案罪名集中、案件分布规律、经营风险突出、主体行为趋同、手段迭代升级等特点。分析发现因观念认知、利益取舍、管理缺陷、立法不足等限制,导致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无法根治,亟须从强化“自治”,构建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自我预防体系;完善“他治”,加强《刑法修正案(十二)》关于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的理解和适用,构建国家与民营企业协同防治的双轨制模式等,共同防治民营企业内部贪腐问题。
摘要: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已成为制约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障碍,其不仅造成企业资产流失、经营秩序紊乱,更破坏了市场公平与社会诚信。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二)》实施背景,结合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系统梳理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的现状,深入剖析刑法治理在司法层面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当前刑事司法治理面临立案标准不统一、证据收集困难、刑民交叉处理不当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统一立案标准,保障司法公正;优化证据规则,破解取证难题;完善刑民交叉处理机制,保障企业权益。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各级立法和司法机关正积极探索其在电子民事诉讼行为中的应用,以提高诉讼效率。然而,实践中电子民事诉讼看似发展繁荣,但是实务中使用率较低。同时,实践中电子民事诉讼存在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规范性文件效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建议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统筹全国电子民事诉讼行为的发展,并制定发展规划计划书,完善电子民事诉讼行为发展规划的具体制度,为我国电子民事诉讼行为的长远发展提供指导。
摘要:对愈演愈烈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现象,无论是理论界抑或实务界,均认为应对其实施较为严厉甚至苛刻的规制。但是不能因惩治滥用行为而妨碍公民权利的正常行使,影响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必须把握限度。现有的规制实践存在规范层面与实际效用层面的双重缺陷,缺乏对滥用申请权的类型划分,并不能对申请权滥用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公民信息公开申请权的优先性与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附随性实际上决定了对滥用行为进行规制的合理限度。规制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必须遵循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不能阻滞政府信息公开的合理渠道两个原则。在上述原则的制约下,应把握好规制依据和规制内容两个标准。此外,对规制行为还要有程序上的限定和规制结果上的责任约束。
摘要:对离婚后没有再婚的农村妇女而言,在认定其集体成员资格时应结合农村实际,重点考量其户籍登记、生产生活以及土地对其具有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多种因素。离婚妇女如果没有在原嫁入地继续生活,一般不再认定其具有原嫁入地集体成员资格。因其没有再婚,客观上也不能取得新的集体成员资格,在其再婚前,父母所在地是其归宿地,故无论其是否在父母所在地承包土地,无论其户口是否迁出,也无论其是否外出务工,一般应认定其在再婚前具有父母所在地集体成员资格。
摘要:促进文明行为地方立法,是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举措。截至2024年9月,北京、天津、辽宁和甘肃等12个省市已颁布实施了促进文明行为的地方性法规。促进文明行为地方立法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方面成效显著。然而,在对12部文明行为地方立法文本加以剖析后发现,部分法律条款内容存在“抄袭”、调整范围过宽、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的问题。当前,应规范法律用语,彰显地方特色,合理确定文明行为的调整范围,加强部分法律条款的可操作性,提升我国文明行为地方立法的质效。
摘要:基于检索到的公开信息,分析中央政府主导的三个耕地污染修复典型项目、江苏省的三个耕地修复示范项目,发现当前的耕地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是高度依赖中央财政资金、缺少参与治理的责任主体、缺少长效评估及耕地保护的可持续性。其原因在于耕地污染治理任务急迫,政府以开展末端治理工作优先;技术先行,缺乏多元主体参与;历史遗留耕地污染问题导致责任难以厘定。从法治化的角度看,解决上述问题,应完善耕地污染责任主体认定制度,加强对耕地污染责任主体认定的法律实施与监督,推进耕地污染治理信息透明化。
摘要:学界对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视域有着不同的界定,其中包括认为政治哲学研究的是社会的终极价值、最佳政体、政治本性、社会正义等。马克思继承、批判和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用鲜明的实践思维揭示了政治生活的现实性。同时,他将政治哲学提升到了通过改变现存的政治,用哲学维度看待人类政治生活,使“现实的个人”得到真正解放的维度。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实质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建,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性。
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哲学起点,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生态异化的深层逻辑。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对象关系、对象性关系及感性活动的中介作用出发,指出二者原初关联的本质在于互为对象性存在物,通过感性活动实现本质力量的确证,构成生态异化的哲学前提。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解构了这一关联,人与自然的对立从“物的异化”延伸至“自然科学的双重异化”。马克思通过批判异化劳动中的生态异化现象,强调劳动应回归自由自觉状态,重建人与自然的协同关系。当前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马克思的思想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石。
摘要:庄子生命哲学蕴含着对个体生命的深度思考,以“道”为生命之源,继承并发展老子“道”的思想,构建并完善了“气生成论”,将个体生命融入宇宙图景。面对生命困境,庄子认为死生本质同一,主张超脱物欲、顺其自然。庄子的生命观以“天人合一”为落脚点,强调个体与宇宙整体的统一性并尊重个体价值。其养生法则“缘督以为经”注重形神兼修,尤其重视精神的保养,追求与道同一的境界。庄子的生命哲学为理解生命的意义和本质提供了独特视角,在当代仍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布鲁尔的“强纲领”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核心理论,诞生于二十世纪科学哲学与社会学激烈争论的学术语境,该理论以“社会学转向”为思想背景,继承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理论,通过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突破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局限。布鲁尔基于对“强纲领”的“四信条”理论的阐释,重构了科学知识的解释范式,根据知识内容的相对主义特征,以及如何通过相对主义方法论来颠覆科学真理的绝对性,揭示了SSK将知识生产归因于社会协商而非自然实在的理论本质。尽管“强纲领”坚持自然主义立场,但因过度强调社会因果性的解释路径而使相对主义极端化,同时社会建构论预设的先验性也导致了经验研究丧失客观性,最终陷入“不自然”的理论困境。通过辨析“强纲领”与传统认识论的冲突和一致性,对布鲁尔“强纲领”的争议焦点进行理性分析,从而为科学知识的理解和认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摘要:德拉·沃尔佩从新实证主义立场出发,将马克思的辩证法解释为“科学辩证法”,主张一种“同源—异构”的二元辩证法,强调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异质性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科学实验方法,并试图通过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然而,沃尔佩的理论陷入了实验方法与无矛盾原则的悖论,忽视了社会历史中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偏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质。通过剖析沃尔佩解读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性与理论困境,能够揭示新实证主义方法的局限,并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在于实践与社会矛盾的动态统一,回归以实践为核心的辩证整体观,以弥合理论与现实的历史性断裂。
摘要: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家们认为,在社会和国家体系出现之前,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中。不同哲学家眼里的自然状态不同,霍布斯主张人人敌对的战争状态,洛克主张平等自由只受自然法约束的状态,卢梭提出了一种无过多联系的平等自由状态。罗尔斯在继承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了自已的原初状态思想。他从多方面详细描述了原初状态思想的基本要素,包括客观正义的环境、主观上人们要具备的性格和能力、必要的“无知之幕”限制条件以及可供人们所选择的正义原则。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思想对寻找实现最大正义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原则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摘要:以湖南省普通高校大学生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探究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在整体认可度、学生参与度及教师指导满意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实践场域和教学形式比较单一、考核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学生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等突出问题。相关分析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实践教学效果与教学内容和教师水平显著相关,其中教师指导水平与学生对实践教学改革的认同度呈显著正相关,即教师指导水平越高,学生越认同教学改革的必要性。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创新教学方法,构建“三位一体”沉浸式教学体系;拓展实践场域平台,打造“四维联动”立体化育人空间;创新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多元多维”动态化评价体系;强化学生主体地位,激发其学习内生动力与创造潜能,从而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
摘要:全媒体解构了传统媒体时代的话语生产与传播模式,造就了全新的话语生态场,能够为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提供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数字化移动传播技术支持。全媒体时代,针对大学生作为熟练使用网络的生力军的实际,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有利于丰富他们的历史认知、增强情感认同、坚定理想信念、激发报国之志。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面临信息茧房冲击青年主流话语阵地、泛娱乐化转移青年意识形态注意、内容供给影响红色文化育人实效三个问题,应通过强化主流话语体系、精选作品主题内容、拓宽作品传播途径、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四种手段不断优化红色文化在互联网环境中的供给与传播,助力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
摘要:短视频场域是学生爱国主义表达的重要场域,但其算法、传播特性及资本介入导致表达呈现娱乐化、非理性化、空心化、逐利化等偏向。这些偏向源于学生认知局限与网络特性、爱国主义教育滞后、平台技术一文化—资本交互作用。针对这些问题,需构建“教育—制度一平台”三元协同治理框架:以教育提升认知与能力;用制度强化监管;平台要优化算法与生态,以促进学生理性深沉的爱国表达。
摘要:互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良好的思政课互动能够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产生积极的影响。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着眼思政课互动进行探究,通过对成都市内高校40名学生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编码,将思政课互动现象看作一个矢量,剖析互动的向度、频度、深度、广度对思政课学习造成的影响,深刻解读高校思政课师生高质量互动的内在机理,认为价值认同是互动的基础,情感共鸣是互动的动力,知识共建是互动的核心;从优化教学环境、提升教师素养、激发学生主体意识等方面探讨其实现路径,旨在为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促进师生高质量互动提供参考。
摘要:校园欺凌是学校场域中同伴交往中的异常现象,是多角色互动的结果。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不仅仅应重视对欺凌者行为的矫治和对被欺凌者性格特征的改善,同时应将“旁观者”作为欺凌防治的重要主体。校园欺凌中的旁观者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其中,“捍卫者”能够挺身而出,有效制止欺凌进程,然而在该群体中“捍卫者”占比最小。因此,在校园欺凌的治理过程中要努力实现旁观者群体从“袖手旁观”到“挺身而出”的转变。根据动机评估和社会支持心理模型,旁观者行为动因主要受学校环境等外部支持因素和个体同理心水平等内部动机因素的影响。据此,可以采取开展同理心教育、丰富社会支持类型、发展高质量的同伴关系等措施帮助旁观者实现行为转化。
摘要:通过对四川省多个高校1943名大学生的调查,分析刷短视频成瘾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探讨了相应的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刷短视频成瘾不仅影响学生的时间管理和社交能力,还可能模糊其价值观并导致自我认知偏差。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大学生每天花费1—2h观看短视频,沉迷现象较为普遍,已对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大学生刷短视频成瘾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处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过渡阶段,短视频满足了他们对信息和社交的即时需求,容易产生依赖,以及学业和就业压力导致学生寻求心理慰藉,进而加剧成瘾;其次,短视频平台的个性化推荐算法促使学生长时间观看,增加了成瘾风险;最后,家庭环境、社会文化和同伴影响也是重要因素。为应对这一问题,提出从学生、学校、家庭和平台四个层面出发的策略:包括利用科技手段帮助学生管理时间,鼓励学生参与替代性活动,提升网络素养,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压力管理以及短视频平台的内容优化与监管。
摘要:高校安全问题不仅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学校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目前影响校园安全的因素日趋复杂,校园安全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基于学生校园行为大数据分析,发现高校学生在学习行为、教育管理行为、生活行为、心理行为和网络行为五个方面存在安全风险。通过研究学生在校行为五个维度的数据,建立学生校园行为安全的层次分析结构模型进行评价分析,得出教育管理行为、心理行为是影响高校学生校园行为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积极完善学校的教育管理制度,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同时还应注重高校学生生活行为、网络行为和学习行为的教育,为构建和谐、健康和安全的高校环境提供有力的保障。
摘要:以某幼儿园214组二孩家庭为调查对象,用量化方法考察4—6岁儿童同胞关系质量及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结果显示:同胞关系亲密度与冲突性并存且水平较高,普遍有权力地位竞争;女孩亲密感高于男孩,男孩冲突频率更高,同性别组合兼具高亲密与高冲突;排行第一的儿童多占主导,排行第二的儿童多从属;民主型教养提升亲密度但增加冲突频率,放任型教养降低亲密度和权力争夺,专制型教养减少冲突,不一致型教养加剧权力争夺。据此就提升儿童同胞关系质量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建立“平等协商”与“冲突转化”双机制,构建民主型教养框架;二是开辟“权力动态轮换”与“资源专属供给”双路径,破除排行固化角色;三是实施“跨性别体验”与“教养一致性”双轨干预,消解性别刻板印象;四是构建“预防+止损 + 发展”三阶模型,提升同胞互动质量。
摘要:综观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共经历四个重要时刻,分别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列强侵略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推动了民族共同体的建立,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普遍觉醒;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华儿女抵御外来侵略,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民族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各民族共同繁荣政策的实施,使“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转化为政治认同与文化共识;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立为国家战略,成为凝聚14亿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纽带。分析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历史过程,有助于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与基本方略。
摘要:《北平解放报》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市委创办的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城市管理与建设的重要舆论阵地。该报以宣传党的政治理念与中心工作为核心使命,以阐释人民城市主体地位、总结城市接管实践经验、报道生产建设中心工作、关注市民日常生活需求为核心议题。通过系统化的宣传报道,该报有效增强了市民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促进了城市接管工作的有序开展,推动了经济生产的恢复发展,同时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作为中国共产党初入城市开展人民新闻事业的一次伟大尝试,该报的成功运作为后续城市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范本。
摘要:春秋时期,王权衰微,诸侯争霸之势愈演愈烈,尽管如此,营造良好和谐的关系仍是诸侯国重要的外交事务之一,“和合”外交成为这一时期调解各国关系的重要手段。为了消弭战争,营建和平的环境,诸侯国通过磋商、联姻、会盟等形式化解彼此间冲突与矛盾,促进友好。这一行动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基因,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等“和合”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之中,并不断融入外交实践中,相关经验值得我们汲取。
摘要:壬辰战争作为十六世纪发生的东亚国际冲突,参战各方对明军将领李如松的记述因立场差异而呈现显著的分歧。聚焦日本文献中李如松形象的演变,通过梳理日方战争亲历者记录、江户时期历史书写及近代军国主义影响下的史学成果,揭示其形象塑造背后的政治逻辑与意识形态投射。战争初期日军亲历者虽夸大敌我战果,但仍承认李如松治军严明、勇武善战;江户时期的文献逐渐将其工具化,通过矛盾叙事使其成为武家的背景板;至近代,在皇国史观的驱动下,德富苏峰的《近世日本国民史》与陆军参谋本部的《日本战史朝鲜役》将李如松重塑为骄横短视、阴险狡诈的负面符号,以此消解明朝援朝抗倭的功绩。这一变化体现了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战争记忆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环境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摘要:古希腊教育家伊索克拉底的演说教育理论产生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需要、智者运动和泛希腊主义的影响。他认为演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雄辩家,应是多学科的综合教育,要注重实践能力和道德品质的培养。伊索克拉底的演说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有着一定的价值:演说教育是当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德育人才是教育的根本;专业技术教育与综合素质培养并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缺一不可。
摘要:以《瀛涯胜览》和《伊本·白图泰游记》这两部著作为核心,对比郑和船队通事使用的“西洋馆译语”与马林迪斯瓦希里混合语,发现二者在香料贸易、航海工具等多领域词汇因交流而相似,语法结构相互影响、适应,贸易、外交、人员流动是其语言接触的重要机制,推动了文化传播。同时,研究霍尔木兹葡萄牙城堡题记与月港海商账簿的计量单位转写系统,构建了“汉语→马来语→葡语”三级转写模型,揭示了不同重量和体积单位的差异、转写及背后深刻的经济与文化因素,为理解十四到十五世纪东西方语言接触、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提供了独特视角。
摘要:MBTI在数字化时代的爆火使其超越了心理学工具范畴。近年来关于MBTI的研究多聚焦其文化功能,却鲜有回应其作为“科学拟像”对公共认知的侵蚀风险。结合社会学理论揭示MBTI从心理学工具向数据商品的异化路径,发现MBTI的异化本质是平台经济对认知领域的结构性影响,其通过符号垄断与数据整合形成技术驱动的认知规训体系。对此,需通过公共监管、社会支持网络与认知民主化,重建数字时代的认知正义。
摘要:演艺产业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实现演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演艺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跨产业协同度相对较低、产业内部各主体运作较为松散、不同形态的数据资源关联程度有限,呈现出“孤岛效应”。分析其成因,可归纳为产业之间价值主张与利益诉求的差异、演艺主体对“数字化转型”内涵的理解不足、数据资源的标准化统一与交易机制复杂。破解“孤岛效应”,建议运用产业生态管理理念,从产业、行业和数据三个维度整合演艺资源。演艺主体通过产业协同,利用数字技术从竞争走向竞合,完善数据资源的标准化统一与交易机制,以资源的共享与高效利用,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
于赫,女,中共党员,全国青联委员,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海南自由贸易港D类高层次人才,共青团中央讲师团、海南自贸港宣讲团、海南省青年讲师团成员。 立足时代,潜心研究,做“大思政课”的“弄潮儿”。主持并参与“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国际形象塑造与传播研究”等8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在《思想教育研究》《海南日报》等核心期刊、报纸理论版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有1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她注重思政“小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