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贵州是我国典型的山地省份,喀斯特地貌广布,草本农业发展受限,而历史上木本农业却极为发达。从生态人类学视角出发,本文以树粮、纤维与建材为主线,系统梳理贵州木本农业的发展历程及其与山地环境的深层适配关系。研究表明,贵州各族居民依托桃榔、木薯、壳斗科植物等木本粮食,木棉、构树、柞蚕丝等纤维原料,以及楠木、杉木等优质建材,构建起一套投入低、产出高、生态稳定的山地农业体系。木本农业不仅长期支撑了贵州的粮食安全、经济收入和生态稳定,还在人与植物的协同演化中积淀了丰富的本土知识与技术经验。重新审视这一传统,对于当下贵州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落实大农业观与大食物观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与现实意义。
摘 要:木本农业作为连接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形态,其学术脉络已延续三十余载。从1993年概念引入时的生态关切,到世纪之交的战略价值论证,再到近年来的多元复兴,学界对这一农业门类的认知经历了从单一生产功能到复合价值体系的深化过程。不同于以一年生草本作物为核心的传统农业,木本农业依托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在食物安全保障、生态系统服务、文化基因传承及气候适应能力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然而,由于历史形成的征税逻辑、计量体系与学科壁垒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木本农业长期游离于农业发展主流之外。本文在梳理其内涵演进轨迹的基础上,剖析比较优势与边缘化成因,并结合西南地区田野调查经验,探讨制度创新、技术集成、市场拓展、财政金融支持、管理协同与区域适配等方面的复兴路径,以期为农业现代化转型与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摘 要:在大农业观框架下,木本农业与草本农业原是长期协同演化的两大农业门类。但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进程中,草本农业因关乎政权稳定而长期被国家倚重,木本农业则因难以实现财富的稳定积累,始终处于边缘化、弱质化状态。基于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粮食安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需求,木本农业的当代比较优势日益凸显。为此,选取桄榔、生漆树、木棉三种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木本作物,从文化生态史志的视角展开古今对比,深入剖析其文化生态运行机制,旨在揭示木本农业在保障粮食安全、创造经济效益、维护生态平衡、传承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潜力与比较优势,可望为我国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提供历史经验借鉴与实践路径选择。
摘 要:面对全球淡水资源日趋紧缺的严峻挑战,农业作为水资源消耗的核心领域,亟待探索兼顾节水与可持续发展的替代路径。本研究以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大资源观为理论框架,对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20项全球木本农业文化遗产开展系统比较与跨学科综合分析。研究发现,木本农业凭借多年生木本作物的生态优势,在水资源利用效率上显著优于传统草本农业。其水环境优化机理可归纳为三项共性规律:一是通过植被冠层遮蔽降低液态水资源的无效蒸发;二是利用植株体表面积与昼夜温差促进气态水资源就地液化再生;三是依托木本植物的生物储水特性与地下储水结构实现水资源的就地蓄存。上述机理符合液态水的物理属性与自然转化规律,具有充分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文化互鉴的实现路径,主张打破单一学科认知局限,通过跨地域、跨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交流与本土化转化,将木本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的节水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实践方略。该研究不仅为木本农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学理依据,也为全球水环境治理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参考方案。
摘 要:以云南地方文献与民间信仰中“杜光庭传说”为研究对象,借鉴顾颉刚“层层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并结合历史人类学的分析路径,考察该传说自明初至清初的生成与演化过程。研究发现,所谓“唐御史杜光庭”的云南叙事并非基于历史事实,而是在多重文化力量的持续作用下逐步建构而成。在文献层面,传说经历了从“祠祀记录”到“人物传记化叙事”,再到“完整教化史书写”的递进式扩展,其内容呈现出“时代愈晚、情节愈详”的典型层累特征。这一过程主要由方志编纂机制、科举制度下的书法崇拜、地方儒士的知识生产实践以及道教资源的选择性移植共同推动;在仪式层面,杜光庭形象进一步从文献文本中溢出,进入白族本主信仰体系,并通过圣号建构、灵验叙事与庙宇实践不断被再生产,形成“仪式层累”。由此,传说不仅是一种文本叠加的结果,更是一种跨越书写与实践、连接精英与民间的历史记忆建构机制。本文尝试超越“辩伪-求真”的传统史学范式,将传说视为地方社会意义生产的文化装置,从而揭示明清滇西地区历史书写与信仰实践之间的互动逻辑。
摘 要:中国传统教化是指以儒家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施行于社会。统治者和士大夫把教化当作敦风厉俗、治国安邦的重要国策。自宋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理学的发展,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与社会教化深深地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中国传统教化具有多元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在人伦亲缘关系的生生不息中得以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教化适应时代需求而不断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中国传统教化难免存在一些落后的文化,因此需要辩证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摘 要:边疆治理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理解新时代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我国辽阔疆域中“核心边疆”的北部边疆,历来是边疆研究关注的重点。尤其是自清代以来,北部边疆的社会治理大致经历了游牧社会基层秩序与国家治理的有限介入、以盟旗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结构、社会结构变迁下基层治理功能扩展三个发展阶段。鄂尔多斯地区的基层治理实践,为分析清代北部边疆社会治理模式及影响提供了典型案例,也为从“国家-地方”互动视角理解民族融合过程提供了分析路径。总体而言,清代以来北部边疆的治理经验表明,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实践应避免简单套用其他模式,应因地制宜地构建契合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具有区域解释力和普遍启示意义的经验样本。
摘 要:以“物”的流动为切入点,从历史人类学视角探析区域社会经济互嵌问题,不失为民族互嵌研究的一种重要学术取向。“物”的流动不仅贯穿经济活动生产、分配、交换与利益博弈全过程,更深刻塑造着区域经济空间、经济制度,并推动不同人群交融互嵌。历史上清水江中下游地区木材贸易繁盛,依托木材采运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河互嵌”经济模式。特定区域经济互嵌模式的形成,是生态环境、人群互动、经济空间网络、社会权力格局等多重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这决定了清水江流域的经济互嵌模式,既区别于云南地区的“山坝结构”,也不同于成都平原的“正六边形”空间模型,呈现出鲜明的山地经济特质。
摘 要:帮差钱粮指典当契约中受让人帮补出让人小额钱粮,用于完纳粮赋差役。清水江流域典当契约记载帮差钱粮的文书稀少,占已出版文书之比小于0.4%,但颇具特色:收到帮差钱粮一律不用帖;帮差钱粮的数额与典当价成正比;帮补物分为货币和粮食两类,用货币帮差钱粮时,帮补价小于典当价的1%;用粮食帮补时,帮补价约为典当价的3%,主要分布在民国后期,这表明粮食是硬通货。清水江流域的帮差钱粮作为一种惯习,凸显了苗侗乡民对赋役的积极回应,有利于国家治理。
摘 要:贵州省黔北地区乡村宴席互助传统的延续基于“道义”与“情义”的双重逻辑。道义层面,山地地形与物资匮乏使单个家庭难以独立承担宴席事务,由此形成了以主家为中心,族亲、堂亲、姻亲为差序圈层的互助分工。这既是优化资源分配的生存理性,也是制度性义务。情义层面,互助是情感认同的伦理表达,共同历史记忆与宴席即时互动,催生了“由情生义”的主体动力。在现代性冲击下,道义层面的生存理性与制度义务逐渐消解,但情义层面的情感认同仍持续发挥作用。乡村互助共同体的现代性转化需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培育由情义到义务感的内生机制,实现互助传统从形式存续到实质再生的跨越。
摘 要: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治理在实践中仍面临建设碎片化、专业方法缺失及内外联动脱嵌等现实困境。如何通过空间再生产推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最终服务于人的发展,成为社会工作践行专业使命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空间社会学视角,以社会工作机构的项目实践为分析对象,探讨社会工作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嵌合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社会工作通过资源联结、关系建构与价值共创等实践策略,推动实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资源的正义再生产、空间关系的权利再生产与空间认同的意义再生产;并以空间正义为服务理念、空间赋权为建构方法、空间认同为价值指引,最终实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嵌合生产。
摘 要:民族地区乡村数智化治理常面临技术、民族文化与治理体系之间的适配失衡问题。本文基于“技术-文化-治理”分析框架,提炼价值、场景、操作、发展四维适配度,阐释三者间的动态适配机制,并以黔东南为案例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术、文化与治理的动态适配水平直接决定乡村数智化治理效能,适配度是平衡工具理性与民族文化价值的核心中介。黔东南的一批高适配实践通过技术本土化与多元协同治理,实现了治理效能提升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双重目标。但从现实来看,价值冲突、整合失灵与调适滞后仍是引发适配失衡的主要症结。据此,从技术本土化、治理协同化、制度差异化三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为民族地区乡村数智化治理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