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既有的长征叙事研究多将出版视为中性容器,较少追问出版如何塑造记忆形态。文章以1936—1949年数十种长征早期出版物为考察对象,主张将出版作为解释变量,认为出版机制在先,叙事与记忆形态在后。三类体制位置迥异的出版主体分别处于不同场域,集体征文、翻译转译与改写翻印构成记忆的生产机制,书名、开本与印数提供记忆固定的物质条件。以《红军长征记》为叙事母本的长征叙事,呈现出散乱复调的记忆重心、诉诸在场的叙述主体、取材乡土的修辞话语与先于考订的里程符号四个特征。经改写与翻印,人称与体裁层层置换,承担者由亲历者转向出版机构,长征时间定位由近事上移为奠基之事,叙述逐渐定型。上述经验对传承长征精神、推进红色出版、做好主题出版等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长征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知的历史符号。1936年以来,长征经历了从亲历经验到传播文本、从革命叙事到国际认知、从历史事件到世界符号的连续转化。早期形成的文本成为后来研究的重要依据,新的著作又不断进入新的出版空间,吸引新的阅读群体,长征的历史记忆由此在持续书写中不断延展。文章以1936—2026年间长征的海外书写、出版流通与再阐释为线索,考察不同历史阶段对长征叙事的记录、译介、重述与再生产。文章认为,长征走向世界并非历史事实自然扩散的结果,而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动进行叙事生产、国际记者和海外知识界持续赋予意义以及不同时代传播力量不断再生产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近百年来,长征不断被记录、出版、翻译和评论,长征路不断被重走,促使长征最终成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象征资源。
【摘要】文章在技术演进视角下对全民阅读活动相关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辨析,提出出版物是印刷技术、书面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合一性媒介;阅读推广是一种制度化、基层化、参与式的文化仪式;技术革新带来读者阅读实践的符号之变、认识论之变、行为之变。进而,文章以媒介环境学“技术有机论”的技术伦理观为内核,观照全民阅读所处的传播情境,认为全民阅读面临阅读对象的不确定性、阅读意义的弱化、读者知识图景被技术垄断等困境。全民阅读工作有序推进需要处理好技术与读者主体性、阅读时空与社会场景、书面传播与口语传播三个面向的关系平衡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从向内求索、向外建设、智能向善三个维度,探析关怀读者的阅读能动性、统筹建设硬件和软性阅读基础设施,以及理性控制智能阅读中机器主体的方法路径,为未来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提供了理论参照。
【摘要】地方感是人对特定地方的认知与情感。地方感并非天然存在,主要通过人的实地感知、媒介呈现和观点交流,逐步形成对某一地点的情感依附和价值认同。文章选择在华外国人创作的与中国城市相关的短视频作为研究对象,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切入,分析“他者”跨文化叙事情境下,短视频通过地方文化展示构建中国城市地方感的进路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揭示,在华外国人在特定城市物理空间的实地体验能够重塑他们有关中国城市的认知,这些被重塑的认知会呈现在他们发布的短视频里,通过社交媒体的互动交流被更多人接触和讨论,吸引越来越多外国人抵达中国,开启新一轮的短视频空间生产,促进中国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
【摘要】在数字出版市场化背景下,编辑群体长期承担着大量隐性情感劳动。尽管技术进步减轻了其操作负担,但编辑的情感劳动非但无法被工具替代,反而在新环境中更趋复杂与强化。在厘清情感劳动理论脉络的基础上,研究发现数字出版时代编辑的情感劳动呈现出多维结构性特征。在人际互动层,编辑的情感劳动体现为即时情绪协调与长期信任关系的建构性劳动;在组织规训层,情感劳动虽受制度性压力遮蔽,却仍作为一种关键的非物质劳动,通过情感共鸣整合行业资源、延伸内容价值;在宏观环境层,情感劳动进一步延伸至对AI内容的“再人性化”加工与意义生产,在技术赋能的同时也面临“永远在线”与量化考核带来的新挑战。究其成因,情感劳动的强化源于数字时代的编辑角色从幕后协作者逐步变为前台表达者,媒介环境使编辑更易成为多方的情感容器,以及量化管理驱使编辑不得不异化为追求“数据表现力”的劳动者。针对此困境,组织制度层面需建立情感劳动的认可、量化与补偿机制,技术赋能层面应推动情感劳动可视化并制定伦理规范工具,职业生态层面则重在重塑价值并构建支持体系。
【摘要】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技术深度重塑出版生态,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亦引发了学术编辑主体性消解、价值异化等现实挑战。借助海德格尔“技术座架论”,有助于批判性审视技术对编辑实践的本质影响。现代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促逼世界成为可计算、可操控“持存物”的支配性力量。这在学术编辑实践活动中表现为三重异化:标准化的模板流程碾平文本多样性,消解思想深度与文体独特性;可计算化的点击量、影响因子等流量指标僭越人文价值判断,导致内容浅薄化;储备物化的编辑沦为出版流水线的“人力资源”,丧失文化主体性。为超越“技术座架”的宰制、复归学术编辑本真属性,倡导划定人机边界、践行“慢编辑”理念、培育数字素养等措施,有助于实现“对技术的泰然任之”。同时,呼吁编辑主体在技术洪流中守护人文精神,以“既说‘是’也说‘不’”的价值取向和辩证态度,推动学术编辑实践活动与人文精神的共生发展。
【摘要】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从深层次上动摇了学术期刊编辑在出版传播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导致其在学术质量鉴别、学术内容评价和学术发展导向方面的主体性受限。学术期刊编辑亟须重新确证其主体性作用场域,在原创判断和战略规划、价值维护和责任践行、学术沟通和情感交流过程中彰显主体性。基于此,文章提出从知识体系的跨学科融合、伦理责任的制度化推进、沟通生态的创新性建构三个维度出发,因应数智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的主体性跃迁,即以认知升级破解质量判断与战略规划困境,以规范建设防范技术异化与学术腐败,以情感赋能提升学术圈层影响力和职业认同感。
【摘要】生成式搜索引擎正深刻重塑信息获取的底层逻辑,围绕生成式搜索引擎优化(GEO)的操纵行为也随之滋生。文章主要围绕GEO操纵的生成逻辑、风险形态与治理路径展开分析。文章指出,GEO与传统搜索引擎优化(SEO)在可见性机制、权威认定逻辑与把关结构上存在本质差异。这一结构性转变为围绕GEO的操纵行为提供了空间,催生出新的风险形态:数据投毒与模型幻觉的叠加使信息易于失真,用户认知主体性的退化使操纵性内容的内化走向失觉,而信源可信度评价体系的瓦解与公众信任的持续耗散则最终导致信息生态陷入失信。面对这一系统性风险,文章进一步提出技术平台、政府监管、专业信源与公众的协同治理框架,以期为生成式搜索时代的信息治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摘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数据化时间”依靠量化自我技术重新构建了人类对于时间的认知以及管理模式。时间管理APP凭借可视化计时以及社交监督等功能,把抽象的时间转变成可量化的效率指标,宣称会用科学的手段提高用户的自律性。然而这个技术工具实际上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型剥削载体。研究说明,数据化时间借助三种机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先以效率至上的意识形态制造焦虑,诱导用户主动加入全域监控网络;再借助可视化界面把时间管理异化为公共竞争,引发数据依存症;最后借助模糊的隐私条款,将用户驯化为“无眠的数字劳工”。技术所承诺的“自主权”实际上是精密的规训,数据取代主体感知成为效率评判标准,社交排名重构时间价值体系,最终强化资本对日常生活的殖民。面对异化,用户采用功能改造、间歇断连、数据罢演和彻底退出等策略抵抗技术规训。
【摘要】传统形而上学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论为核心,预设了一个统一恒定的世界作为物的存在前提。然而,在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物的显现不再依赖自足的本质,而是取决于其所在的媒介境域。从麦克卢汉到阿甘本,媒介逐渐被揭示为存在者得以显现的条件性场域,但尚停留于“弱媒介本体论”——承认媒介之外仍有残余。基特勒以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等技术装置颠覆了人与媒介的关系,主张媒介先于主体并定义真实,开启了“强媒介本体论”。加洛韦进一步以界面取代媒介,将界面视为生成结果的动态过程,并以底层代码与协议作为数字时代的先验形式,最终在电子游戏的动作中展现界面与协议的实在化运作。由此,媒介本体论完成了从形式到界面的转向:物的存在必须通过界面成像、经由协议编码、纳入行星级计算体系,媒介不再是传播的中介,而是存在的本体论前提。
【摘要】张安塞和沈凤威最早卓有成效地开创了中国的编辑理论。张安塞的业绩突出表现为:一是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编辑学理论刊物《编辑之友》;二是作为主力之一编辑了中国第一套“编辑丛书”;三是发掘并肯定了沈凤威的编辑理论潜能。沈凤威的业绩突出表现为:一是在建设编辑学的最初感召下,撰写了《编辑生涯:在工作中学习》《书籍·知识·文化》;二是提出了“书籍—知识—文化”的编辑理论基本结构;三是首次阐明阅读在编辑理论和编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