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也是国家之间根本的竞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持续编制和实施的五年计划(规划),如同稳固而清晰的阶梯,引领中华民族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伟大复兴。它不仅是深刻改变中国面貌、创造“两大奇迹”的关键支撑,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和成功实践。系统总结“五年规划”的历史作用,对于在新征程上坚定制度自信、把握发展规律、开创美好未来,具有重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部誉满海内外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瑰宝,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写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兵书。《论持久战》以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相结合,引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论持久战》是活用中外 历史经验写出来的 毛泽东酷爱读书,尤其酷爱读历史书,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毛泽东曾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
自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断壮大,分裂活动日益猖獗,工农运动的不断高涨更是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恐慌,在这个国民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国共两党关系日益敏感的特殊时期,毛泽东于1925年9月到达广州,投入国民党二大召开的筹备工作中。在会议召开前后,毛泽东以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政治周报》主编与农民运动专家等身份做了许多扎实工作,为维护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及推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作出了重
70多年前的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政治觉醒和民族独立的里程碑,预示着新亚洲新非洲的诞生。在万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求同存异,为促使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同时,中国代表团也为出席万隆会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下午6时30分,中国政府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越加里曼丹岛上空时发生爆炸并坠入大海。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
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以下简称党史“中卷”,约在2001年后改称第二卷)时,因直接在龚育之同志领导下研究、写作,我们都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在这篇文章里,就记忆所及,记下一些当年与他相处的往事。这既是对他的纪念,也是自勉,使我们能有所遵循,有所坚持。因当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以下简称党史研究室)特别是在中卷编写组里时,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老龚,本文还是沿用当年的称呼。 一 《中
马从炘(1909—2003),江西于都县宽田乡上堡村人。1929年参加工作。1930年10月参加红军。193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保卫科长、医院政治委员、医科大学副政治委员、西南军区运输部政治部主任、北京政治学院干部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至1964年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军事法院副院长。1964年10月离职休养。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5年7月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
1946年1月10日,周恩来和张群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即停战协定),并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由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向各自部队下达停战命令,协定生效时间是1月13日午夜12时。为执行停战协定,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于1月13日在北平成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在极其复杂的环境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为了确保中共六大代表安全往返莫斯科参会,中国共产党精心策划了一条以上海至大连海路、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为主要路线,以大连、哈尔滨、满洲里和绥芬河为主要站点的连接上海与莫斯科的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 一、中东铁路成为中共六大代表 往返莫斯科的最优选择 大革命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老一辈革命家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采取了颇具成效的纠治措施,对当下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坚持实事求是,从思想根源 铲除形式主义的滋生土壤 形式主义背离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要求,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实质内容和效果,其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只有从思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库房里,保存着两份珍贵的请柬,内容是毛泽东邀请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参加1949年11月21日晚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晚宴。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无法弄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举办这次晚宴、哪些人参加。《毛泽东年谱》没有记载11月21日晚宴一事,1996年版《刘少奇年谱》亦未记载。2018年新版《刘少奇年谱》出版后,当日的条目增补了一条:“11月21日晚,和朱德、陈云、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
湘南争论是指中央红军长征从进入湘南地区开始,到湘江战役打响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围绕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和作战方针所发生的激烈争论。 一、湘南争论的基本情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围绕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和作战方针,从长征一开始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中央红军最初实施战略转移是秘密的,只有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知道。战略转移的
柔石本名赵平福,后改为赵平复,1902年出生在浙江省宁海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童年的柔石因体弱多病,加之家境贫困,以致捱到快10岁才上学。柔石非常聪明,1917年便以优异成绩考入台州的省立中学,可又因家中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不得不中途退学。辍学后的柔石更是拿出了坚韧的毅力发奋自修,于1918年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一举考入全国赫赫有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一师”)。 1919年,轰轰烈
2025年9月3日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演出第二场歌舞《延安!延安!》时,背景屏幕上出现了一支造型精致新颖的“无名式马步枪”,标注显示为“口径7.92毫米折叠式三棱刺刀”。在人民大会堂这个国家最高殿堂,尽管演员们是手执道具步枪进行表演,却给全场以及电视观众留下了永驻的画面,令人震撼。 时间回溯至1939年4月25日,
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是一部享有盛誉的小说。它讴歌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儿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强、英勇和卓绝。鲁迅阅读后,给予了很高评价。由此,《八月的乡村》于1935年出版并不胫而走。 那么,《八月的乡村》的写作素材是从哪里来的呢?1979年、1983年,萧军曾在北京家中三次接受学者谷兴云的采访,对此,他谈及:“写这本小说,根据的是磐石游击队提供的真实材料,加上艺术上的虚构,加上个人的军队生